被告一方家境贫困，家里人变卖了耕牛，借了款，也凑不出2万元赔偿款的事， 在司法实践中，非常普遍。就全国来看，刑事案件的民事赔偿执行率不足2%，能够获得赔偿的被害人极少，几乎空判。

对此，邸志远分析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多数没有正当职业，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无财产可供执行，且普遍现象是“越穷越熊”的人犯罪较多；刑事被告人异地流窜作案较多，对其财产的取证难度很大，实际

刑事被害人救助靠法院检察院自行组织

根据一份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刑事立案数在400万件以上，被害人群体庞大。但由于大量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或有的刑事案件发生后很长时间内难以查获犯罪嫌疑人，或因证据原因无法认定责任者，导致每年约有300万被害人及其亲属得不到任何赔偿，生活非常困难，被比喻为“黑暗中独自哭泣的人”。

早在2009年3月，中央政法委、最高检、财政部等8家单位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最高检专门下发通知进行动员部署。

不过，杭州市中院专职审委会委员邸志远说，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被害人救助机构，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开展、救助基金的发放一段时间内仍需依靠法院、检察部门自行组织。

记者了解到，浙江省检察机关实行的是内部“捆绑式”救助，即县与市、市与省二级院，或省、市、县三级院共同救助。2007年以来到今年年初，浙江省检察院与下级检察院捆绑式救助刑事被害人案件7件，省检察院支付救助金29万元。而全省法院虽然早在2006年底就建立了司法救助金，但现有的司法救助主要不是针对刑事被害人，而是民事案件当事人或老上访户等。

呼吁

尽快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体系

昨天，记者就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对象、标准以及救助资金的来源，咨询一家司法机关相关人士时，对方答复，这事比较敏感，因为需要救助的对象太多，救助资金十分有限，只有当事人主动提出申请时，才会启动救助程序，而很多当事人并不清楚有这么一项政策。

邸志远呼吁，应该从国家层面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体系的构建，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的配套制度，把生活极为困难、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刑事被害人、死亡被害人需要抚养的亲属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完善法院、检察院已有被害人救助制度，健全各级机构设置，使之成为整个被害人救助体系的重要一环。

另外， 邸志远表示，司法和民政部门的救助可以解决一部分刑事被害人的生存问题，但这些可能难以全面满足被害人更深层次的需要，需要有专门的社会机构、人员负责整合广范的社会资源，提供被害后心理创伤的恢复、医疗等更全面、细致的救助服务。

此外，社会现有的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对自然灾害受害人救助的办法、活动的实践经验、运作方式都可以为刑事被害人的救助活动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