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晴天上午，我乘坐52路公交车闲逛北山街。在新新饭店站下车后，转身往回走，沿着来时的路且走且停，欣赏着湖光山色。左边是苍翠幽静的葛岭，右边是游人如织的西湖。隔着车水马龙的现代繁华遥遥望去，白堤如碧玉宝带般卧于水面，宛如一位远古仙人，默默看遍这周边的沧海桑田。

走到北山街60号，我停了下来。

这是招贤寺旧址，门牌号下面用中英文双语写着简介：

招贤寺旧址最早建于唐代，元末毁于战火，清康熙十五年（1676）由僧人起纲募化重建，改名清隐庵，后复旧名。光绪二十七年（1901），寺内供奉缅甸玉佛，又称“玉佛寺”。民国十八年（1929）西湖博览会期间，招贤寺曾辟为“交通部临时电信所”。

寥寥数语，勾勒了这里的前世今生；而现在，挂着那门牌的粉墙之上，只有一扇推不开的门了。一扇门，一面墙，隔出三个世界：墙外，是千年如一静谧安详的美丽西湖；墙上，是承载历史车轮的古寺遗迹；墙内，是正在忙碌翻修的当代饭店。指尖触及这面孑然独立的墙和斑斑驳驳的木门，似有梵音入耳，千百年史卷徐徐展开。

《西湖志·方外》记载：

“会通，杭州人，姓吴氏，名元卿。德宗时为六宫使。见昭阳宫华卉敷荣，玩久之。忽闻空中有言曰：‘虚幻之相，开谢不停，能坏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因愿从释。帝曰：‘如果愿，任选日奏来。’寻得乡信，言母患，乞归省。会韬光法师，勉之。谒鸟窠，即与披剃具戒。师常卯斋，昼夜精通，诵《大乘经》而习安般三昧。寻固辞，游方。鸟窠以布毛示之，悟旨。时谓‘布毛侍者’。今招贤寺乃师道场。”

唐宪宗李纯在位的元和十年（815），担任内廷供奉官的杭州人吴元卿奏请出家为僧，宪宗再三挽留未果，只能答应。不久，吴元卿因母亲生病返回乡里，随后拜凤林寺鸟窠禅师圆修为师习佛，法名会通。十六年间，会通诵经打坐十分勤勉，却一直不得真传，于是向鸟窠禅师辞行。

鸟窠问他：“汝欲何往？”

会通：“打算到各地大德名师门下学佛法。”

鸟窠：“汝若有心学佛法，我这里也有啊！”

会通：“如何是佛法？”

鸟窠禅师并不答话，从身上披的纳衣上拈起布面的细毛，轻轻地吹它们。会通顿然大悟，拜谢后出了寺门，在凤林寺东面不远的山林中搭一茅篷小庵，在庵中参禅研学，终成一方名僧。这一年，是唐大和五年（831）。由会通顿悟之因，后人多称之为“布毛侍者”，并移用原先一座废弃佛寺的名额，称他修行的小庵为“招贤寺”。

杭城西湖江干湖墅图.清康熙55年至雍正5年间彩绘本

▼紫阳花▼

何年植向仙坛上，早晚移栽到梵家。

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

相传，唐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在招贤寺见到一株美丽的山花树，与之取名“紫阳花”，并以此为题作七言绝句，诗序：“招贤寺有山花一树，色紫气香，芳丽可爱，颇类仙种，因以紫阳花名之。”世人未必记得布毛侍者，当年的紫阳花也早已芳踪难觅，这首朗朗上口的七言诗却流传下来。从围墙边上绕进院内，眼前是嘈杂的工地，神思却忍不住飞回大唐盛世，想象当年乐天在这湖畔小寺内惊艳于那株无名山花的欢欣，心情竟也跟着愉悦起来。佛曰：“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砂一极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静。”在这古寺遗址，只须闭上眼睛体会；虽残存粉墙木门，仍有佛家清静。

唐末战火纷飞，唯吴越国保境安民、休养生息，许多佛塔寺院都在那时建起。《咸淳临安志》记载，吴越国时期创建和扩建佛寺达200多座，寺塔也是南方各国中最多的，吴越国因此被称为“东南佛国”。这一时期，招贤寺这处极有来历的小小草庵，也被吴越王钱弘俶改建成一座古朴端庄的佛寺。

明代《西湖游览志》记载：

“（葛）岭上旧有招贤寺……唐德宗时，郡人吴元卿为六宫内使，弃官学道，结庵山中。开运三年，钱氏改建为寺。有尉迟恭井、蒙泉、东坡书匾。”

宋朝苏轼在杭州为官时，招贤寺正殿前有个精巧的院落，一座石拱桥，桥下泉水淙淙，应是引寺后宝石山的山泉而来。南朝四百八十寺，那时西湖亦在山林，周遭皆“梵家”，庙宇虽众，因地处西湖心脏位置，招贤寺便如万寺中的那一粒朱砂，引历代贤人竞折腰。苏轼自然要循白诗而来，留下他的墨宝。史书记录苏轼为院中泉水题“蒙泉”为名。

《浙江通志·寺观》中关于招贤寺的记载为“招贤律寺”，律寺指着重研习及传持戒律的律宗修行的寺院。《咸淳临安志》记载：“禅宗院。唐德宗朝，郡氏吴元卿为六官使，弃官参鸟窠禅师，建庵修道，即会通禅师也。开运三年，钱氏建院，原额招贤。治平二年，改今额……宝祐三年，重建法堂。”禅宗院，即禅寺，乃丛林、禅宗寺院，是中国佛教禅宗的修行道场。北宋治平二年（1065），招贤寺由律寺改为禅寺。南宋宝祐三年（1255），招贤寺重建法堂。

《成化杭州府志》记载：“元末毁，犹存古殿。国朝康熙十五年，僧起纲重建，名清隐庵。”元末招贤寺毁，唯独古殿留存。直至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始由僧人起纲募化重建，改名清隐庵，后复旧名。清光绪十六年（1890），为中兴招贤寺，由邻近闲地庵住持信本请普陀皓月禅师为招贤寺住持，信本兼有资助，拓兴院宇。时闻缅甸古国出玉佛，寺内法师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去恭请，至次年七月十五日抵杭，即日供奉玉佛于招贤寺内殿。为此，该寺又俗称“玉佛寺”。一时招贤寺名声大振，众多名师高僧前来进香。

▲原招贤寺大殿（仲向平摄于20世纪90年代）

自唐以来，招贤寺几经毁弃与修缮，于青山绿水间淡看白云苍狗。近代的招贤寺重修于1918年前后，占地面积3.724亩，房屋38间，有大殿一座、二层楼屋及平房各一座，由招贤老人主持。

招贤老人，法号弘伞，本名程中和，出家前曾是国民党某地方军一位团长，百战沙场，某日顿悟皈依佛门，成为招贤寺住持，称“招贤老人”。这是一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物，但坊间难找其人身世，世人大多只知他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师兄。二人皆在虎跑寺剃度出家，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佛缘、默契和赞赏。

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法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长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为世人留下了享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然后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太虚大师曾为赠偈：“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由于李叔同曾经是非常活跃的社会公众人物，朋友熟人非常多，所以他在虎跑寺出家后，常有亲朋好友前去看望，为求清静，李叔同一度外出云游。民国15年（1926）初，弘一法师病倒在温州，因气候原因身体一直不见好转。当时弘伞法师已是招贤寺住持，获悉李叔同近况后即邀请他到招贤寺养病。同年3月16日，李叔同返回杭州，入住北山街上的招贤寺。

弘一法师刚到招贤寺时，虽也很专心的修行，但还是约见了一些旧友。他在给蔡冠洛的信中说到：“初六日来杭，寓招贤寺。数日以来，与诸师友时有晤谈。自廿五日（立夏日）始，方便掩室，不见宾客。疏钞二十九册、印一方，乞收入。”在给汪梦空的明信片中也说：“书悉。在招贤见客事，甚不愿破例。拟于后天即初九日午前九点钟，在西泠印社（潜泉附近）晤谈。如初九日临时大雨，乞改初十日（亦九点钟，若小雨不改）。此次晤谈事，乞勿告他人，至要。”而且，他在刚到招贤寺不久，就给在上海的丰子恺寄去了一张邮片：“近从温州来杭，承招贤老人殷勤相留，年内或不复他适。”他显然是希望在立夏之前先见一见自己久未相见的弟子。

到了立夏以后，一般情况下弘一法师就不见客了。他在给蔡冠洛的一封信中写道：“近与弘伞法师发愿重厘会、修补、校点《华严疏钞》，弘伞法师自愿担任外护，并排版流布之事；朽人一身任‘厘会’‘修补’‘校点’诸务，期以二十年卒业。”《华严疏钞》是一部佛经大著，当时流行的版本“多有节略的地方，文义不相衔接的也不少，还有因当时校对不够精细，讹字夺文也不能免”。重新整理《华严疏钞》十分费时费力，当时计划用二十年时间来完成，故弘一法师给自己立下规矩，白天不会客，即使他的好友夏丏尊、学生丰子恺从上海赶来杭州探望，也没能破例。当时火车速度很慢，夏丏尊和丰子恺坐了6个多小时才到杭州，因当天天色已晚，两人就在第二天早上去了招贤寺，结果被弘伞法师拦了下来：“弘一法师白天不会见客人，只有到傍晚5点以后才见客。”民国15年（1926）初，丰子恺写了一篇题为《法味》的散文，记述了这件事。文中写道：“下午我与S先生（笔者注：夏丏尊）分途，约于五时在招贤寺山门口会集。等到我另偕了三个也要见弘一师的朋友到招贤寺时，见弘一师已与S先生坐在山门口的湖岸石埠上谈话了。”

但是，弘一法师在招贤寺内整理《华严疏钞》的时间没超过半年，这一浩大的工程未能完成，原因无从得知。民国18年（1929），弘一法师在福州鼓山涌泉寺的藏经楼里发现了一部著于清康熙七年（1668）的《华严经疏论纂要》，共有120卷，分装48册。这部被后人称为“很了不起”的大著，当时已接近湮没，在他的倡议下，《华严经疏论纂要》翻印了25部。只是，这件事与弘一法师中断整理《华严疏钞》之间的关系已无从考证。

民国31年（1942）10月13日，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去世，10月20日遗体火化。弘一法师的晚年挚友妙莲法师捧走了所有骨灰，并在其中捡出各色舍利子1800余粒，舍利块约600块。按照弘一法师生前的嘱咐，妙莲法师把它们分存于当地的开元寺和承天寺。民国35年（1946），杭州灵隐寺的巨赞法师曾致信妙莲法师，恳求弘一法师的部分舍利。但是妙莲法师担心一朝开例、四分五裂，拒绝了这一请求。

不过，弘一法师的舍利最终还是来到了杭州，至于如何来的，有两种说法。

一说，弘一法师的私淑弟子宽愿和尚于民国38年（1949）春捧法师灵骨由福建泉州专门送到杭州。当时由堵申甫居士等伴送到虎跑寺，并埋葬于寺边的一个小山岗上。后来，虎跑寺的和尚曾向丰子恺提议为弘一法师的灵骨建塔。于是，丰子恺、叶圣陶等人便筹钱建塔，于1953年建起一座弘一法师灵骨塔。

▲弘一法师灵骨塔

另一说，民国37年（1948），旅居菲律宾的华侨刘胜觉居士将弘一法师的部分灵骨从泉州运至上海。后来由刘质平、林子青陪送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招贤寺，由招贤寺住持弘伞法师负责保管，此后一年弘一法师的灵骨就一直供奉在招贤寺内。一年多后，弘一法师的灵骨才送往虎跑寺安葬。有照片记录了当年弘一法师的灵骨送到招贤寺并供奉在招贤寺大殿前的场景，表明当年在杭州，的确是招贤寺首先迎来了弘一法师的舍利。

弘一法师是很喜欢招贤寺的，在一封致老友杨白民的信中他说道：“弘伞师住持招贤寺，整理规画，极为完善。西湖诸寺，当以是间首屈一指矣。”民国34年（1945），他的学生丰子恺站在招贤寺的山门外，脱口而出“门对孤山放鹤亭”。当时距弘一离世已经三年，可是老师的气息还在这里，招贤寺内外充满宁静祥和，抬眼即是湖山铸金。当时丰子恺带着爱女丰一吟寓住寺内，满怀对恩师的敬意与追念，并且画思如潮，决定在寺院附近寻一座可人的院落，供全家人租住。他曾写信给友人说，最初看屋时望着孤山，只得一下联，却找不出上联。后来章锡深、叶圣陶来看他，三人一起抓耳挠腮，补了一句上联“居临葛岭招贤寺”，可谓通晓明白。

▲20世纪40年代，丰子恺在招贤寺。（仲向平供图）

丰一吟曾回忆她和父亲住在招贤寺那段时光：“我读书的国立艺术专科学院那时已从重庆迁到杭州。地点在风景优美的白堤上，孤山脚下。我上学只要（从寺里）往西步行，走过西泠桥，再往东走就可以了。这年秋天，我陪爸爸到上海大新公司（今中百一店）举办了一次画展，卖得约五百万法币，以供在杭州租屋用。”“次年（1947年）3月，爸爸在招贤寺拐弯处，过了‘大礼堂’的地方，即静江路85号，租到了一所平房。房子地势高，从马路要走上五六步石级才进门。一共五间房，三间正屋，天井左右各一间厢房，东侧还有厨房等附属建筑。爸妈各住一间正屋，西厢房是满娘和软姐住，东厢房是客房……”“这屋子，爸爸称它为‘湖畔小屋’，但没有为它写屋名。住到1948年夏天，去台湾了。”

1929年西湖博览会期间，招贤寺的山门改换了门面，辟为“交通部临时电信所”，也称“邮电收发处”。解放初期，招贤寺一度由省委党校使用；1956年由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安排使用。“文化大革命”期间，招贤寺划归新新饭店使用，但是产权问题一直没有梳理清楚。1989年召开的省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有委员提出了关于落实招贤寺房屋所有权的提案，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以后，杭州新新饭店与杭州市佛教协会多次协商，最后由新新饭店一次性支付给杭州市佛教协会房价268945.56元、经济补偿费181054.44元（合计45万元），从而彻底解决了招贤寺的房产问题。

这座千年古刹，如今已完全看不出佛寺痕迹，但那木门、那粉墙、那门牌，依然力证着它的存在。不过，也许它根本不需要证明，即便最终湮没在历史洪流中，丹青史册总有些许墨痕记录：梵家曾开紫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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