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为“美丽宜居乡村”描绘了美好蓝图，去年浙江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村庄规划设计和农房设计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在2017年底前，完成4000个中心村村庄设计、1000个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可以预见，乡村未来的天际线，将会由无数具有地方文化和传统特色的民居改写。

    相比城市建设，乡村建设更有利于发挥建筑师的作用。一是乡村建筑主要以民居、独立式住宅、小型公共建筑为主，它们的体量往往较小，建造成本也比较低，易于建筑师的规划统筹和全程掌控；二是建筑师有相对较大的决策权，易于表达自己的设计观念，诠释自己的设计意图。他们能够在“小建筑”中，谋划空间、材料、地域、文化的“大思想”，实践自己的建筑梦。

    然而乡村建筑的相对易建性，也容易导致另外一个问题的出现：建筑师所设计的建筑，尤其是包含着实用功能的建筑空间，是否真的是乡村所需要。这便要求乡村主体乡民的反馈。作为乡村建筑的主要使用者和体验者，乡民无疑构成了参与乡村建造的重要群体。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最早进入农耕文化的民族之一，在这里，出现了两种最基本的依赖关系，即血缘依赖关系和土地依赖关系。前者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表现为聚族而居的姓氏繁衍特征及其背后的价值评判观念；后者以乡村为基本单位，表现为乡民择土而居、安土重迁、尊重自然环境的特征。依靠这两种关系，乡民在乡村里安居乐业，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强大的文化凝聚力。这样的文化凝聚力，一方面用于抵抗来自外界的经济社会变革的侵蚀，一方面用于维护乡村既有的组织结构秩序。一系列流传于乡民间的乡俗民规，正是凝聚力的集中体现。

    总体上看，乡民间的源自于凝聚力的种种乡俗民规，受到儒家文化、家族制度、民间非制度性规范、国家法律法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们系统地组成了乡村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思想背景。

    由于乡村建造模式的“简单”化，加之其各个产业链环节的简明化，因此乡民和建筑师之间有了比城市建筑生产更为密切的互动关系。类似于产品制造，建筑师即为产品设计师，乡民即为用户。在互联网时代下，用户是产品的核心，也是产品价值的缔造者。而产品设计师则为用户服务，他们需要与用户沟通，了解用户的需求，避免闭门造车。将此方式借鉴到乡村建造中，便是建筑师需要以乡民为核心，在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的基础上，合理地满足他们的建造要求。

    对于建筑师来说，改图显然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但是聆听建筑真正使用者的心声并为之做出修改的机会却不多。山水秀建筑事务所创始人祝晓峰认为，在大约三成的项目上，建筑师无法和未来的使用者进行交流。而且这是一个“中国性”非常显著的普遍问题。

    中国建筑师所服务的业主当中，有相当的比例不是建筑真正的使用者，而是持有土地开发权的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前者优先重视的往往是建筑形象而非使用，后者对建筑使用的理解往往是市场调查出来的、现成的“最好卖房型”。中国当代建筑之所以少有对人的切实关怀，正是此因。就算有建筑师主动为未知的使用者考虑，也往往凭猜测而非由互动产生。不过幸运的是，乡村建造恰巧能够避开城市中常见的建筑师设计和使用者使用脱节的情形。

    以富阳文村的建造为例。文村是一个地处浙北山区与平原过渡地带的小村落，村里有40多幢来自明代、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居，它们沿溪而建，采用当地常见的杭灰石建造。在画出8种民居样式的设计图后，建筑师王澍和妻子陆文宇拿着图纸挨家挨户征询村民意见，他们深知，一个阳台的设置、一堵围墙的高低、一个院落的进退，都可能成为乡民眼中关乎风水、关乎住宅兴旺的敏感话题。有时候，为了满足乡村厨房、卫生间、农具室、地下室、车库等功能空间的尺寸、面积要求，设计图纸需要经过一轮又一轮反复修改；有时候，为了恢复户与户守望相助、前呼后应的邻里环境关系，确保家家户户都能用上光伏设备，都有院落空间，建筑的总体布局需要进行有目的的调整和排列。最让王澍欣慰的，是新村建成后，老村可以继续保留，老房子或是就地重建，或是根据每幢房子不同的风格进行深度改造，遵循修旧如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