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姐和老公结婚时合影也没舍得拍一张，这次他们开玩笑说，准备把记者拍的合影当结婚照。

前两天，郭女士打来电话，跟我们说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她说，卖菜这个行业，起早贪黑非常辛苦，一般菜场里做这个的都是外地人。“我发现在屏风街农贸市场，还有卖菜的是杭州本地人。”

郭女士住意盛花苑，离屏风街农贸市场几步路，不过她说到那里买菜只是偶尔，她嫂子以前住在边上的玄坛弄，几乎天天去那里买，后来搬到四桥旁边春江花月，每个周末还是要乘8路公交车到这里买菜。

按郭女士的嫂子李大姐的说法，屏风街农贸市场的菜“新鲜”。

“我们杭州人挑菜，第一个就是要新鲜，要嫩才好吃”。她说她家附近也有菜场，宽敞、菜摆得整齐，空调风扇都有，什么都好，就是感觉菜不怎么新鲜，“长豇豆怎么烧都烧不烂的”。

为什么觉得屏风街菜场的菜新鲜？李大姐说，那里卖菜的很多是杭州人，住郊区，家里有地，菜自己种，拿到城里卖，不卖隔夜菜，所以她来买菜，第一听老板口音，是不是本地人，然后再问“介个菜是不是本地（种）的”。这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价格便宜，有个菜场老板称屏风街农贸市场是“穷市场”，顾客多半是老年人，价格高也卖不出去。

(我在屏风街菜场转了一圈发现，本地农民的菜，菜摊上种类不少，多是小青菜、毛豆、玉米、秋葵等当令菜，因为是自家种的或从邻居家收来的，所以量不大。他们通常只卖半天就回家，卖不完从不带回，交给旁边菜摊老板帮忙处理)

菜场摊主里只有一个老底子杭州人

屏风街农贸市场有多少菜摊老板是杭州本地人？

李大姐说不上来，她只知道，有一半听起来是浙江口音，特别是中间那一条摊位，浙江口音达到百分之七八十。李大姐认为，里面肯定有很多杭州本地人。

1999年，屏风街农贸市场从马路市场搬进室内，王大姐从那时就开始在市场做管理。昨天她告诉我，整个市场菜摊100多个，杭州人有十五六家。大部分是余杭、彭埠、九堡、瓶窑的，搁在以前，这些地方是农村，还称不上杭州。真正老底子杭州人还在屏风街农贸市场卖菜的，只有87号摊位，摊主是59岁的俞大姐。

下午1点到3点半，菜场不忙，俞大姐照例要回家补觉，家就在玄坛弄，走到菜场两分钟。这时候她老公戴师傅照看摊位。早上刚拿的绿豆芽，到下午尖头有点发黑，戴师傅要把黑头掐掉，虽然很费时，但这样一斤能多卖2块多钱。

87号摊位一平米见方，租金一年1万。旁边两个摊位，摊主一个海宁一个九堡，早上带的菜卖得差不多了，他们就先开车回去，剩下的菜交给戴师傅帮忙处理。戴师傅也很尽心，因为每天老婆到勾庄菜场进货，还要他们帮忙带回来。

戴师傅市交公司退休，他说真正的屏风街菜场最后一个老底子杭州老板，应该是她老婆。

“她19岁就在国营农贸市场卖菜，干了20多年出来，在这里又是十五六年。”说这话时，戴师傅声音提高了一个八度，看起来蛮自豪。

下午3点半，买菜准备晚饭的时间到了，俞大姐也来了，枣红色围裙，粉红色短袖衬衫，看到我们就笑。

俞大姐卖菜40年

先干国营后干个体

1975年，俞大姐初中毕业，分配到所巷农贸市场当学徒。一个姑娘儿成天卖菜，对着那么多人，觉得很不好意思。她就背对顾客，老师傅让她拿菜，她也是隔肩递过去。老师傅生了气，当众骂她，她一气之下跑回了家。后来派出所把档案往菜市场一递，就算分配了，你不去也不重新安排。当时，在农贸市场卖菜也算一份好工作，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只有有文化的人才有资格。回到家父母也骂她，两头受气让俞大姐觉得很委屈，最后还是去了，“不去没办法，得吃饭啊!”

那时的所巷国营农贸市场摊位是椭圆形，一级一级分了好几层，每层又分了格子，菜放在格子里。

“那时候卖菜哪像现在，还要面带微笑，招呼人家来买，挑挑拣拣也不能说。那时候菜少，买菜要凭票，有票也不一定能买到菜，天天大早上门口排长队，你要哪个菜，就给你拿哪个。我们拿的也是死工资，当学徒第一个月15块，第二个月考试通过，涨到17块，又不高，干好干差一个样，没有推（动）力的嘞。”

学徒们的考试内容主要是分拣蔬菜，也有实践考，定量抓菜，说要一斤，一把下去，杆秤一称，不能多也不能少。算账也要快，秤砣一稳，价钱张口就要出来，“这是有诀窍的，老员工还不教给我们，我自己摸索，时间长了嘛总知道了，凑整，比方一斤八两，就按两斤算，然后减掉二两的钱……”

后来俞大姐发现，其实卖菜也蛮风光，经常有亲友找她走后门，有事来不了，把篮子提前拿来，偷偷地藏到摊位下面，趁人不注意，把菜塞进去。有时亲戚排队买菜，大老远把篮子举起示意一下，俞大姐心领神会，等会就会挑一块大点、好点的肉递过去。内部员工买菜还有优惠，两分五一斤的青菜，自己人买只要一分钱……

一个大姐要买冬瓜，俞大姐拎起砍刀熟练地切下一斤。切冬瓜时，我看到俞大姐短而粗，甚至有点变形的双手，俞大姐看我注意她的手，来回翻了两下，笑呵呵地说：“辛苦命!以前我的手很好看的嘞，你问他。”俞大姐回头看看戴师傅，戴师傅嘿嘿一笑，没说话。

上世纪90年代，国营农贸市场生意越来越差，1994、1995年的时候，所巷农贸市场已经快发不出工资了，上班也是上午忙一阵，下午半天就没生意。那时儿子刚上幼儿园，需要钱，每月60块钱的工资经常不能按时拿到，俞大姐很着急，就在老的金融大厦找了份兼职，卖电话机，一个月有2000块。当时私营摊贩慢慢流行，她家门口就有人摆摊卖鱼，有人劝她也不要上班了，出来单干。

“那时候也想过出来，但是干了20年了，有点不舍得。”俞大姐说，现在想想，当时蛮傻的，早点改行，现在也不用在这里卖菜了。 不过“不后悔!”她说那时候大家一样穷，你能买得起电视，我也能，大家都一样，不像现在，那时候的人也没什么太多的欲望，日子过得去就行。

大概是1997年，俞大姐实在熬不牢，一狠心，从所巷农贸市场跳了出来。先卖了一年多早点，后来还是觉得老本行最顺手，在中河路上的马路菜场（屏风街农贸市场前身）卖了一段时间。1999年，马路菜场搬进玄坛弄2幢地下室内，就是现在的屏风街菜场，俞大姐租了个摊位，一直做到现在。

为了儿子打算再干两年

摄影记者要给俞大姐和戴师傅拍合影，戴师傅倒是蛮乐意，靠了过去。我让戴师傅搭着俞大姐的肩，戴师傅手伸伸缩缩，挪了好几次才搭上一点肩膀，好像身边站的女人不是他自己老婆一样。俞大姐也害羞，一个劲儿躲。

两人结婚时合影也没舍得拍一张，戴师傅说想把这张照片当结婚照。我问俞大姐，还记不记得结婚纪念日，俞大姐说，别说结婚纪念日了，生日都不过的，省下来钱给儿子。

俞大姐很疼儿子。去年12月，儿子结婚，老两口把住了几十年的一套60多方、两室一厅的房子让给儿子，在旁边又买了一套，30多方，小是小了点，可俞大姐很满足，她说够住了。车子、酒席、彩礼、女伢儿的首饰衣服，杂七杂八的，花了100多万吧。“在杭州不算是最好的，肯定也不是最差的，中等吧!”

今年俞大姐整59岁，卖了大半辈子菜，在屏风街农贸市场，大家都知道她是最后一个老底子卖菜的杭州人。一个大姐上来跟俞大姐开玩笑：“哪还有杭州人卖菜的？好回去享福去的嘞!”俞大姐笑笑，“还要再干两年，挣点钱贴补儿子，现在的年轻人，刚工作工资几个够用的？”

俞大姐打算，等过两年儿子有了宝宝，菜摊就不干了，专心在家带孙子。等孙子大了，俞大姐还想开个早餐店，卖早点，存点钱，留着自己和老伴以后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