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老余、老吴在右图分别对应中间排右二和右四。

从左到右：老余、吴大姐、老吴、老金和老牛。

见到老余时，他手捧一个装有保温棉套的玻璃杯，里面是今年的龙井新茶，泡茶的水，也是从虎跑打来煮沸的。

老余喝茶特别注意这一点：虎跑水泡龙井茶。似乎这样，才表明他是生活在杭州，也只有在这里，才能这样喝茶。

这种心情是有点骄傲的，老余现在想一想，跟他50年前，从上海四平路一家公交机械厂，选调杭州的氧气机制造厂来（简称“杭氧”，现搬迁到临安），有点差不多。

“出发时，我写保证书时，手都抖了，热血沸腾啊，9月份了，写个几行字，额头上都冒汗的，更夸张的是，还有割破手指头写血书的：好人，好马，好设备。”跟老余一起到杭氧来的老牛说，那时十八九岁，用现在话讲，都是小鲜肉，没有被选中的，心情很不好，骑自行车从厂里下班，摇铃声都像是无精打采的，像是这辈子只能遗憾地留在上海一样。

1965年，从4月一直延续到10月，包括老余、老牛在内，上海各个制造行业，一共抽出600个年轻人，空降杭州，支援杭氧发展。

前天，中山路上一家餐厅，原籍上海的杭氧员工50年后再相聚，当初600个人，来了283个（能联系到的也只有300多人）。

我跟其中5个人（老余、老牛、老金、老吴，还有一个女老吴），聊了聊这50年来他们在杭州的工作和生活。

老余先开口，他咽下一口龙井茶说，1965年，上海来杭氧600个新工人，轰动了整个杭州。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到市区逛街（记者注，杭氧老厂在德胜路跟东新路交叉口一带），不小心讲了一句上海话，边上的杭州人马上问，你是不是来杭氧的600个上海人之一？杭氧是一个出名的大厂，厂长也很有气魄，开迎新会时说了一句话：你们来了，杭氧到城站的路也很快就修通（东新路—建国路—环城东路）。老余回忆，他们是从上海坐火车，快车，7个小时，到城站，下了车再坐车到艮山门，乘12路公交车到杭氧，这一路上都是水稻田、绿蓖麻林，通往厂区的公交车走的都是田间小道，住的职工宿舍，门还是竹篱笆做的。这跟当时的上海四平路（同济大学）一带相比，差距还是有点大的，但想一想临走时写的决心书，看一看当月发下来的30多元的高工资，还是平衡了。

平衡之后，这些上海来的新工人，星期天一般都要进城去。

老金说，当时杭州最繁华的路是庆春路，但街道也很窄，只能并行两辆车，还有一条是中山路，然后就是现在的西湖湖滨路一带。他约相熟的几个师兄师弟（一同从上海来的工人相互间称呼）一起到胜利剧院看电影，票价是一毛五一张，电影散场时，又会听到说上海话的人，直接问杭氧哪个车间的？一般都猜对了。于是，大家又成为新朋友，AA制，到边上的杭州酒家或者天香楼吃饭，十几个人凑20块钱，吃一桌菜，还能吃到西湖醋鱼、东坡肉。

吃完饭，要到艮山门那里赶12路公交车，晚上最后一班是10点。要是赶不上，那就要结伴走9里的田间小路了，天上的星星闪啊闪，稻田里的青蛙呱呱叫，大家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到了杭氧的篱笆门宿舍。老金说，现在他们还能联络、聚会，见了面只要说起青蛙叫声，大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现在想一想，友谊就是那样攒下来的。

前天他们在中山路一家餐馆二楼聚会。二楼迟迟没人上去，大家走到一楼就开始拉着手说话。老金拿着打印出的花名册说，这个岁数了（70岁左右），原本都在杭州的，但是子女大了，又从杭州出去了，稳定后，父母也要跟着过去，从美国、加拿大、香港、上海、南京、苏州、无锡等地赶回来的就有几十个人。“那个年代，当一个普通工人，在杭州培养一双子女，还是没有任何压力的，现在可能早已不行了，相反，一些爷爷、奶奶还要继续工作，才会宽裕一点。”

老金指了指旁边的吴总，“这个师姐70岁了，还在做事呢，办厂，就是想让孙子辈过得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