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上午9点多，一个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跑进东新派出所。他头发有些凌乱，额头上还有细细的汗珠，一进报警室就扑到接待台上，气喘吁吁地嚷道：“我家进贼了！我要报案，我要看监控！”

民警让他坐下慢慢说，男子拧着裤腿，坐到椅子上，上身前倾，过一会儿又站起来，两手撑在台面上。

男子姓金，江西人，今年37岁，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金师傅住在杨家里，在湖墅南路开了家早餐店，因为来得匆忙，身上还穿

“那时候店里很忙，一下子还走不开，我真是急也急死，做生意的心思都没了。”好不容易拣了个空隙，金师傅蹬着三轮车飞奔回家，一开门，他傻眼了：衣柜门敞着，电脑桌的抽屉都被拉开了，地上横七竖八地散落着鞋子和衣服，一扇小立柜的挡板被硬生生拆了下来，丢在床边。

“我前几天穿的裤子扔在床尾，口袋里还装了4500块钱，拎起来一摸，空了。抽屉里面本来有2000多个硬币，偷得一个不剩。”金师傅恼火地说。

民警调出附近的监控画面，金师傅趴在电脑前，直勾勾地盯着屏幕，生怕错过一个细节。“光硬币就有20多斤重呢，小偷背着的话，肯定看得出来。”可是，由于摄像头对着的道路和金师傅家有一定距离，一早上看下来，没有发现任何线索。金师傅很失望，揉揉眼睛，叹着气走了。

金师傅来杭十多年，一年半前搬到杨家里的农居房里。在居民们的指点下，我穿过狭窄、肮脏的巷子，找到了他的家。

金师傅蹲在路边，双手浸在一只满是泡沫的红色大盆里，正在清洗碗碟。妻子李大姐围着一条旧围裙，在门口切红辣椒和豆腐干。

他们的“家”是两个相邻的房间，每间约12平方米，一间作为卧室，一间作为厨房兼仓库，每月租金860元。卧室一侧有个小窗，保笼右下角的三根铁管都被剪断、掰开了，露出一个不大的洞，目测体形较瘦的人能勉强通过。

卧室门上贴着一个褪了色的“福”字，李大姐在围裙上抹了抹手，轻轻开了门。屋里堆满了东西，显得很杂乱。紧贴窗边摆着一张简陋的木板床，一个20多岁的女孩正在睡觉。

李大姐侧身让我进去，两个人站在里面，只有三四平方米的活动空间，非常拥挤。“这是我外甥女，暂时过来住一段时间。她凌晨下班，我们出门的时候她差不多就回来了。”李大姐低头看着女孩，悄声说，“平时有点钱，我们都随身带着的，想想她在家应该没事，就把钱留家里了。谁知道小姑娘昨晚出去玩了，早上7点才回来，也没跟我说……”

金师傅杵在门口，一脸懊恼：“朋友刚还了我两千块钱，也还放在兜里呢。早知道这样，真该把钱带上的。”

“家里真的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那么多硬币，都是卖面条、豆浆，一个一个攒下来的。”李大姐说，儿子和女儿都在老家读小学，学费、生活费等七七八八加起来，花销很大。“我们做小本生意，起早摸黑就赚这么点辛苦钱，自己哪里舍得花？”

金师傅喜欢吃红烧肉，但是为了省钱，夫妻俩往往等到周末才买上一小块，改善改善伙食。昨天丢了钱，两人情绪低落，中饭也没有吃。

李大姐眼圈黑黑的，有点憔悴，说起话来声音很轻：“想想几个月的活都白做了，真是一点胃口都没有。没办法，只能从头再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