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不是影响投资的原罪，市场份额才是老大

话题背景

2010年12月1日起，国家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这意味着我国内外资企业税制的全面并轨，标志着改革开放30多年后，在华外企的“超国民待遇”将走向终结，内外资企业今后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角逐。

政策一经公布，随即招来一些外商的抱怨，哀其“超国民待遇”终结。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外媒“揭露”中国投资环境恶化的言论。

新政策究竟将带来怎么样的连锁反应？外资企业如何正确看待？本期《财经三人吧》邀请了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韩灵丽教授、中日龙电器制品（杭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炼，让我们来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观点。

观点碰碰车

1 “超国民待遇”是怎么回事？

本质上是一种不公平市场机制

吧主：都说内外资企业的城建税和教育附加费统一，意味着对外方“超国民待遇”的终结。对此该如何理解？

韩灵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我们对外资企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外企在税收和土地使用上一直享受着很多优惠。1994年税制改革，还建立了中外资企业税负标准不同的两套所得税法律制度，即《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内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是33%，实际税率是25%，而外资企业或外国企业的名义税率是30%+3%地方税率，实际税负也是33%,但外资企业在税收征收上实行“从营利之日起”享受“两免三减半”的优惠，加上应纳税所得额扣除标准不同、暂不缴纳城建税与教育附加费等优惠政策，就产生了“超国民待遇”。

杨炼：在“超国民待遇”上，我们还是很有体会的。我们这家企业是港资的，主要为东芝笔记本电脑配套外壳框体结构。2002年进入杭州时，还算高新技术企业，当时国内企业所得税是33%，但我们在开发区里建厂，所得税税率减半，是15%，且还有“两免三减半”的优惠，从盈利之日起，两年内免税，三年内减半，征7.5%的税，当时效益很好，2003年就盈利了。2008年生效的企业所得税法，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为25%，但我们还没有直接到位，每年上升一点，逐步向25%靠拢。回头来看这10年的发展，我们企业是真正享受了“超国民待遇的”。这种待遇以后基本上不会有了。

2 新政会影响吸引外资魅力吗？

税收不是唯一影响外商投资的因素

吧主：一年多来，不少国际舆论抨击中国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质疑中国实行“国民待遇”导致在华外商投资环境恶化。不少人关注的是，新政策会不会影响中国市场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

韩灵丽：好日子过惯了，忽然有了落差，心理不好受

杨炼：税收并不是唯一影响外商投资的因素，企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盈利，关键是要看市场有多大。如果市场足够大，能赚钱，企业就会投资。企业要到一个成熟和健康的国家里面去投资。像欧美一些国家，好像没有听说对外商有什么特别的照顾，但外商还是要去投资，因为有钱赚啊。我认为，中国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并不意味着中国外商投资环境的恶化。中国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市场足够巨大，且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即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依然是全球经济的一个亮点，这就是吸引资本聚集最好的理由。当然，还有政治稳定、劳动力资源丰富等优势。

3 该如何正确看待“国民待遇”？

外资正由成本驱动型向市场驱动型转型

吧主：内外资企业税制实现了全面统一，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上享受的“超国民待遇”被彻底终结。企业该如何正确看待？

韩灵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要以市场化为导向，构建公平的竞争机制。统一税负，是公平竞争的标志。政府提供包括城市建设、教育投资等公共服务，其受益者是全体纳税人，所以城建税和教育附加费应当由内外资全体企业共同缴纳。

现阶段，在税收上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时机已经成熟。一方面，中国已成为国际上最大的、最具吸引力的市场，外资产品逐渐由外销转向“内外兼备”，甚至在中国市场与我国企业展开竞争，所以要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外商投资者在平等地享受中国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应当履行平等的纳税义务。

杨炼：外资“超国民待遇”的终结是政策调整的大方向。因为招商引资分两种：一是成本驱动型，外商主要是看好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产品用于外销；另一种是市场驱动型，外商更多的是看好内销市场，比如6成以上的日本和美国资本就是这样做的。

企业投资关键是看市场份额，哪里市场大就去那里投资，外资企业正在由成本驱动型向市场驱动型转型。一个世界500强企业，承担着轻松的税负，在中国市场上同中国企业竞争，显然是不公平的。从外资“超国民待遇”的终结可以看出，中国意识到不应该只为了引资而牺牲本国的资源和损害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