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 10余位社区工作者如何服务上万名居民？这是疫情期间摆在义乌稠城街道各个社区面前的一道难题。
作为义乌市政府所在地，稠城街道是义乌市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15万多名居民中约有50%是外来人口。疫情发生后，街道内13个社区已完成48个卡口涉及500人次的24小时轮流值守任务，排查重点人员35000多人，服务居家隔离群众2500多人。 稠城街道高度浓缩了我省社区的日常运转状态。少则6人、多则十几名社区专职工作者，需要服务“海量”群众；手中不多的经费，要尽量满足居民的各式需求；既要接好政策“天线”，又要接好基层“地气”。他们，怎样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挤出时间下沉服务 “我们社区有14名工作人员，1万多名居民。”义乌稠城街道绣湖社区党委书记周华跃告诉记者，疫情期间，14个人不仅要统筹4个卡点、17户居家隔离家庭的24小时值守及相关服务事宜，还要负责对全社区1621户家庭建立一户一档健康卡，共电话通知及信息传达6300余次、发放疫情宣传资料15000余册。 “大家一方面要落实不断变化的防疫政策，一方面要把掌握的情况和相关诉求反映给上级。”周华跃坦言，各项工作推进顺利，和各部门及社区大党委共建单位人员下沉、志愿者等协同力量的参与有很大关系。“光靠我们14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实际上，人手紧张是社区工作的常态。周华跃介绍，平日里，仅是完成上级布置的行政任务就要花费工作人员大约60%左右的精力，进行服务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对此，稠城街道孝子祠社区党委书记陈红建深有同感，“有时甚至要花90%的精力完成各种任务，我们只能发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多去服务，社区班子成员主要做统筹工作。” 根据我省有关规定，专职社区工作者是指在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从事社区服务管理和党建工作，与街道（乡镇）等签订劳动合同的全日制工作人员。走访我省多地后，记者发现，行政管理任务挤压社区服务职能，是目前不少社区的普遍现象。这一方面与对社区的考核机制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关。“义乌正大力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孝子祠社区作为老旧小区，肯定是小区改造的重点区域。”陈红建说。 面对行政管理任务和居民需求的双重压力，如何让社区工作者能腾出更多精力进行服务？嘉兴、杭州等地探索将社区工作者培养成“全科生”，挤出时间下沉服务群众。自2017年起，海宁全面推行“全岗通”机制，要求全市村（社区）工作者突破条线壁垒，掌握各项业务办理流程，社区服务大厅只留下一两个窗口办理全科事务，其他社区工作者则下沉解决民生问题。如今，海宁近千名村社工作者人均每年要挤出200天时间走访群众。 既要解放手脚，又要提升能力。2015年初，杭州市下城区率先在全国试点社工转型，破解社区减负增效难题。试点工作选拔能力素质与专业潜力兼备的社区工作者，培养成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者，由转型社工成立本土化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承接社区公共服务，推动政社分离。 梅兰钦曾是潮鸣街道一名社区干部，转型为项目社工后，她在2015年成立了社会组织——杭州市下城区潮邻益家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目前，中心有全职社工5人、志愿者100多人，并带动上千位志愿者参与服务。潮邻益家先后承接项目56个，内容涉及青少年成长、残疾人帮扶、居家养老、环境保护、心理咨询、应急服务等，已开展大小活动10000多场，受益人群10万余人次。 “社区工作者队伍强，社区服务工作就做得好。”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治理处负责人介绍，2019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专职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我省大力加强高素质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助力城乡社区治理水平提升，提出规范社区工作者薪酬待遇、提升社工证持证水平、选拔领军人才等举措。“社区工作者人数不多，但他们是社区服务项目落地、统筹各方力量参与服务的生力军，可谓‘四两拨千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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