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短篇小说集《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2021年是郁达夫小说《沉沦》及同名小说集出版100周年。

为纪念这位文学成就卓越的爱国主义作家，进一步推动海内外郁达夫研究的深化与拓展，3月12日至13日，由杭州市富阳区文联、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办，郁达夫研究学会、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文学刊》杂志社承办的“郁达夫研究国际学术论坛”在杭州召开。此次会议激活了郁达夫研究诸多学术增长点，特别是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范式启发意义。

在这次论坛上，50余万字的新版《郁达夫年谱》也正式发布。《郁达夫年谱》是“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丛书第一辑成果之一，由学者李杭春和郁达夫长孙郁峻峰共同编著。全书历时4年完稿，全面呈现了谱主郁达夫的生平，及其在文学创作、文艺思想、文学组织、文学编辑等多方面的成就，展示了郁达夫在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中的特殊贡献。

最受批评的《秋柳》在现代文学史中也别具意义

论坛共设两场主题发言，分别由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与南京大学教授吴俊主持。

在许子东看来，郁达夫最被人批评的小说《秋柳》在现代文学史中也具有特别的意义。《秋柳》中的男主人公流连青楼，许子东认为该小说值得讨论的地方有三：首先主人公要找难看、年老的妓女，描绘知识分子以为自己可以拯救百姓的启蒙救世困境；其次，主人公将购买性服务视作个人自由但又同时在道德层次忏悔内疚，继续他的真诚的沉沦；第三，小说描写的青楼生态极少涉及性与性欲，更多场景是一群男女吃吃喝喝猜拳聊天碎碎念等很多模拟的家庭细节。

许子东分析，因为家庭世情文学虽经过政权、社会革命的变化但不会消失，晚清文学中“青楼家庭化”后来逐渐转变成了现当代文学中的“家庭青楼化”。《秋柳》是这种青楼世情文学在五四时期的特殊形态，后来更明显的转折是“第一炉香”。发展到当代文学中，张贤亮的《绿化树》把才子与风尘女子的传统故事和知识分子与人民的互相拯救关系结合起来、《废都》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男主角与三四个与他“有关系”的女人一起午餐，甚至最近电影《爱情神话》里的高潮也是男主角与他所追的女人、追他的女人、以及他的前妻同桌吃饭……“在《海上花列传》青楼世情文学传统于20世纪的延续变化中，郁达夫的《秋柳》自有其独特的文学史意义。”许子东说。

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同样值得关注

美国加州波摩纳学院教授白亚仁总结了西方郁达夫研究的现状，直言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总体不够，而且鲜少有人关注郁达夫的游记。

他特别比较了郁达夫与徐霞客的游记，认为两人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同为江南才子，交友甚广，将很多名胜古迹写进了游记，而且他们的文字都有一种“世纪末”的意味。不过，郁达夫对旅行的态度远远没有徐霞客那么严肃和认真，一般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他的游记有时候甚至有点为新修的公路、进口的美国轿车做广告的味道。此外，徐霞客在游记中不会过多地流露自己，但郁达夫的游记充满了个人表露。

“郁达夫游记的上述特色对西方读者会有吸引力，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他那一代中国文人的特征。”白亚仁特别提到，西方读者对郁达夫在游记中经常提及的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感兴趣。

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朴宰雨同样对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充满兴趣，他此番重点介绍了郁达夫文学在韩国的翻译与研究。2016年夏季，朴宰雨去马来西亚槟城参加华文文学采风活动。在写游记时，他发现郁达夫也来过槟城，爬过升旗山，留下了《槟城三宿记》和一些诗歌。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邵宁宁探讨了郁达夫山水游记中显现出的知识分子风骨。在他看来，郁达夫对于风景山水的看法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深远的联系，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乃至更早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在游记中虽然对山水的描绘很美，但他更关注在自然中存在的人文胜迹，他的山水游记有纾解人生苦闷和体认前人精神境界的双重追求。

”在此基础上，邵宁宁以《钓台的春昼》为例，分析了郁达夫的精神寄托与知识分子风骨问题，他认为郁达夫真正感兴趣的是寻访严子陵的精神，因为严子陵是知识分子独立风骨的象征，“因此，郁达夫山水游记中有文人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在转移人生苦闷的同时对某种精神境界的认同与寻找。”

“刘海粟说过，郁达夫的旧体诗与散文游记水平高于他的小说。”许子东表示，郁达夫本人既有着中国古典的底子，也有着外国文学的视野，这在方法论上也给予当下的郁达夫研究重要的启发。

隐藏在文学作品背后的郁达夫

↑第五场大会主题发言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教授王润华重返郁达夫自我放逐与死亡历史现场的东南亚，由此解读郁达夫的生活思想与文学世界，“我觉得这是郁达夫研究极其需要弥补的领域。”

他重点介绍了郁达夫对南洋文艺界的影响。郁达夫于1938年抵达新加坡后，针对南洋文艺界全盘照搬国内课题的现象进行了反思，他反对“死抱了鲁迅不放，只是抄袭他的作风”，这一观点激怒了许多在新马的中国作家与本土华文作家。“来到当时文化低落的南洋，郁达夫本应有中国中心的优越感，但他意外地不认同书写中国的主流，批评写作的题材与风格太受当时中国文坛的潮流支配。他另一方面也对当时本土意识过分强烈的华文作家有所保留，认为一味强调地方色彩而使作品主题退居到第二位的写作手法不是‘上乘的作风’。”

在王润华看来，这说明郁达夫具有边缘人的双重透视力。“从留学日本到回到中国，郁达夫的小说散文很明显地表现出他一直在自我流放。在中国他是圈外人、零余者、颓废文人、自我放逐者。到了南洋，他的心态就更加如此。他远离社会权力结构的中心、厌恶霸权华语与集体意识。”王润华称，郁达夫还对南洋青年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温梓川、苗秀、威北华等，因此南洋华文文学中存在着“郁达夫传统”。

另一边，来自韩国的山东大学副教授薛熹祯以《沉沦》为中心，介绍了郁达夫对边缘青年人心声的书写，分析了郁达夫对青年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探寻。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大久保洋子则通过《日记九种》望向郁达夫，分析了郁达夫笔下“寒灰复燃”意象。大久保洋子认为，《日记九种》虽然记录了郁达夫当时的生活和思想，但因为郁达夫在出版前对日记进行了自我筛选，所以这其中也包含了作家自我表演的意识。郁达夫作为小说家的“重生”可能并不是通过爱情的满足后得到的，他的日记也不仅仅是爱情故事，还描绘了那个时期的社会，记录了他追求的文学方向。

此外，出生于名古屋（《沉沦》的诞生处）的日本樱花学院大学教授高文军企图触摸到隐藏在《沉沦》小说主人公背后的郁达夫，在“自传”与“自叙传”的意义上探究郁达夫的心路历程。基于已有文献与史料，高文军指出被小说遮掩了的郁达夫“真人”是酷爱自然，潇洒风流、洒脱不羁的，完全不是小说中的样子。高文军还认同冈崎俊夫的一个重要观点：鲁迅对传统儒教深恶痛绝，但他没有触及最受儒教压抑的性本能，冰心、叶圣陶也没有，因为他们潜意识里有这样的忌讳，“而乳臭未干的郁达夫，将年轻人心中的所有苦恼和盘托出。他这样的做法虽然稚嫩，但是将中国文坛的现代化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寄更多希望于青年学者的郁达夫研究

“郁达夫研究，我们还有一块短板：郁达夫和报纸副刊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以新发现的郁达夫书评《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沈从文著）、杂文《游记云乎哉》和《俗吏么！》为例，强调郁达夫登上新文坛，最初就是通过报纸副刊，而且一直重视副刊，因此这一领域值得学界继续深入研究，“尤其是青年学者，我们要寄希望于他们。”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文学刊》非常重视郁达夫的相关研究，创刊至今共发表二十多篇有关论文，仅次于鲁迅等相关研究的数量。陈子善表示，《现代中文学刊》一直努力地追寻郁达夫学术研究的新增长点，力图在郁达夫研究中尽应尽的责任，也希望海内外郁达夫研究者共同推进郁达夫研究的发展。

线下学者论坛合影

在两场主旨发言之外，此次论坛还设多个讨论会议，鼓励广大青年学者积极发言。3月12日下午，两个分会场同时举行。第一分会场主题为“《沉沦》发表100周年研究及郁达夫创作域外影响研究”，第二分会场主题是“郁达夫创作本土性研究及《郁达夫年谱》分享与研讨”。3月12日晚，五十名青年学生参与了本次论坛的“青年论坛”，他们畅所欲言，也得到老师们的评议与肯定。

“学术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郁达夫研究还需要我们继往开来，持续推进。”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洪治纲说。据悉，在《郁达夫年谱》之外，鲁迅、茅盾、俞平伯、钱玄同、夏丏尊、徐志摩、许钦文等首辑名家年谱也已出版，后续的名家年谱编纂工作也在积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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