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曹聚仁，那就不会有曹景行，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曹聚仁，半部民国史可能就没有了，至少，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文人又会少了一半的谈资，本来就一知半解，现在曹聚仁的儿子曹景行又走了，以后怕连半解都没有了。

相关阅读：

知名媒体人曹景行昨天去世 享年75岁

【印象曹聚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买得一本《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挑灯夜读视若珍宝，我当时问一诗友曹聚仁是谁啊，怎么以前就没听说过呢？诗友说怎么样，还可以一看吧。

这个诗友名叫朱晓东，后来的二十年，他和我几乎分享了曹聚仁的所有文字，大部分是他借我的，后来我又去买来了大部分。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有时跟人也会忘乎所以地谈起曹聚仁，人们便重复我在二十多年前的那个问题——曹聚仁是谁啊？包括在去兰溪的路上。我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我先问曹景行你们知不知道？他们说知道啊就是凤凰台的那个人嘛，这时我才道出曹聚仁就是曹景行的老爸，以博得人们“哦”的一声，有时我还会啰嗦几句，说曹聚仁还是曹雷的老爸呢。可是我很快发现，这样我又得解释曹雷是谁。后来我觉得这样的谈资有点像酒后驾车，随时有可能走上一条孤独的不归路，那不是因为糊涂犯困，而是格外的兴奋。这种孤独不是拍着大腿喊食无鱼食无酒，而是谈无资谈无伴谈无趣。现在的困境是，书应越读越有趣，但无人分享便又觉得无趣，所以只好把这种感觉写出来。

↑作为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图自暨南大学校友会）

在今天这个社会，曹聚仁是个老古董无疑，他的价值在我看来属于古董中的古董。现在要想写点民国文人的文字，一是要看补白大王郑逸梅的文字，再是看包天笑的那部《钏影楼回忆录》，但这两位都限于报界文人小圈，不像曹聚仁从读中师时就算是一方名人了，后来的五六十年，涉足报界、出版和教育界，也跟政界有点瓜葛，所以他留下来的文字，虽然不能说字字玑珠句句确凿，但实在是我们今天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了。曹聚仁的文字，还有着记者的秉性，他不像有些文人的记述，偏于主观。文人有时只写小圈子的朋友，或者攻讦自己的对手，曹聚仁也有圈子也有对手，但是我们今天重看他的《听涛室人物谭》《天一阁人物谭》和《文坛五十年》等，那里面上百个人物的记述，不全是朋友和对手，有的人物虽是素描，看了也还不太过瘾，但也是聊胜于无了，特别是他的“政海谈秘”，至少揭开了政海的一角。他的多数文字不是专题研究，也不是盖棺论定，有的就寥寥百字，但那些久违的人物也都出场了。曹聚仁也做过一些专题的功课，比如对于蒋经国，对于鲁迅，都有专著，包括我前面提到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即《国学十二讲》），那都是值得好好看的。

看曹聚仁的少年求学和青年中年时的求职道路，一个词，那就是奔波。一直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求学，曹聚仁才算走上了“正道”，现在人们谈及的一师风潮、经亨颐校长以及四大金刚的印象，不少就是来自于曹聚仁的回忆，他是经历了一师风潮的人，后来又做过学生自治会的主席（这方面的资料佐证也不多），算是学生领袖了，然而我们看他对那一段历史的回忆，基本还是轻描淡写的。也许当事人的态度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冷静和超然，这也是那一代学人和大师们共同的特征。

【一师曹聚仁】

曹聚仁之一师，跟姜丹书之一师和施存统之一师，当然是有所不同的。曹聚仁之一师，首先让我们明白了，他那个时候读一年书需要多少钱。1916年曹聚仁考上一师时，学费是全免的，当时的师范学校规定，毕业生回去之后是要回到县里去教小学的，这等于说是国家在培养师资。虽说学费全免（到汪静之1921年来此校时学费已是半免），但一年还得交十八元半的膳食费，这么下来，曹聚仁每月的零花钱只有一块钱了。

但即使这样的消费成本，也需要曹家十亩田的收入才行，所以一师的精英分子，特别是出生穷苦家庭的，那真的是举步维艰的。好在曹家还算可以，能供曹聚仁和他哥哥（在金华读师范）同时上学。

曹聚仁的父亲当时是想让儿子多考几所学校的，除了考一师之外，还要在回乡途中顺便去考建德的严州第九中学，因为这所学校离金华比较近，前三名皆可免费，但曹聚仁嫌这个地方是乡下，因为他15岁时在杭州已经见识游玩过一个月了，所以他并没有去投考严州九中，因为他自信一师还是考得不错的，结果在120名录取的同学中，他位列12名，应该说还是名列前茅的。只是他当时也没想到——我进的乃是一个造反派的学校。

曹聚仁来一师的时候，完全是不显山露水的，他要等到“五四”来的时候才显出过人的才华。在进校的第二年，曹聚仁曾获全校国文会考的第一名；次年又获全校朗读的第二名，这至少说明他的功底打得非常扎实了。因为在学校有了一点小名气，所以经亨颐校长上课讲话时一提到 “曹汝霖”总是要错成“曹聚仁”，这让曹聚仁很是不爽，使他一开始对经校长有点耿耿于怀。关于夏丏尊老师的记述，他也是先抑后扬的。他说他当时是很崇拜夏师的，可是作为舍监的夏老师竟然没收了他的《水浒传》，这无疑是对他当头一棒，后来他才真正崇拜夏丏尊老师，在浙一师的那么多名人中，在国学方面对曹聚仁真正有教益的还是单不庵老师。曹聚仁说：“单不庵师乃是一代通儒，和蒋百里、张宗祥二先生同为嘉兴三杰。单师教我研治桐城派古文，熟读归有光的小品文字，也正是我一生运用文字技术上的基础。先父教我以叙事说理的常规，单师则从文艺风韵上加工；因此单师叫我转入治史路子……这就注定我一生的命运了。”曹聚仁还说他跟单师的关系是“情深父子”，单师是一直很偏爱他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曹聚仁说出了风潮背后的事实，他说在经校长走了之后，风潮是平息了，但是他们那一批学生的心是野掉了，书是读不进去了。

实际上学潮和学生运动，是历来为当局所头痛的，如果我们从个人，比如说从做父母的角度来看，肯定是指望自己的孩子安心读书而不要惹是生非，虽然说这个书读得不太有用，但总比上街游行有用吧，因为一上街一游行，遇到有理说不清的兵，那不是有安全之虞吗？可如果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看，学潮又往往对社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说五四运动，这中间甚至有纵火事件的发生，后来的史学家都是采取肯定之态度的，包括对暴力革命之态度。而观察和考量学潮与当局之关系，实在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政府当局如果强硬，那就会背上镇压之名，而如果放任或宽容，那又成了软弱。从这近百年的历史看，北洋政府大约还是比较“软弱”的吧，而当政者总是说前朝的坏话，一旦前朝得太远了，比如隋唐之类的，反正也不关我事了，你们要一味歌颂甚至翻案，正史野史乃至戏说那都是可以的。

曹聚仁说心都野掉了，我以为这也是实话。后来曹聚仁一师出去后转辗考学屡遭挫折，我以为跟他肚中旧学甚多而新学尚浅是有关系的。读他的自传我们知道，他是属于早慧一类的神童，四字能读大学和中庸，五六岁读完了论语和孟子，六岁会动笔写文章了，在乡间名气很大，可是这些东西后来在曹先生一生中起过什么作用，可能还不好说，大概在听章太炎大师讲课做笔记时或许全用上了。但他从少年离家去求学，包括到金华到杭州，一直不算顺。后来浙一师毕业后他先后去考南京和武汉的高等师范，都没有被录取。说白了，大学考不上。本来他有私垫的家底，又接触了新学，但那一个时期可能属于半瓶子醋的阶段，他自省为器小易盈，或者说老天有意要让他痛其筋骨，饿其体肤吧。在23岁之前，曹聚仁是一个学生领袖，但出了校门又有点惶惶然的那么一个人。他做学生自治会主席，这是学潮后期的事情了，而“学生自治”则是经校长教育改革措施中的最重要的一项，学生自治究竟有哪些内容呢？据我们知道的，包括食堂如何办等问题都由学生说了算了，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完全是后勤社会化的做法。不过也有些很玄的事情，比如那个时候学校里可以自设学生法庭了，这不仅是普及法律知识，而是在实行庭审等事了，至少是模拟吧……这都是非常先锋的事情，可是奇怪得很，曹聚仁后来对政治好像一下子失去了热情，这也是颇为蹊跷的，可能是看到了太多的阴谋和凶险吧。他后来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政治一直保持着警惕，用他的话来说，他不想领导别人，也不想被别人领导——这是需要代价的。这里的“领导”，无论是名词还是做动词，他似乎都在退避三尺。曹聚仁的观点是，像党派之争一类的，本不必你死我活的——请注意在抗日战争中，他是一著名的战地记者，而抗战胜利后，他就不可能再做战地记者了。

↑图自兰溪发布

还有一个事例，大概是曹聚仁天生是当记者的一个佐证，即在浙一师读书时，他就会拿《兰江日报》上的报道再编一下投给杭州的报馆，以换得小稿费。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做的，这主要是因为曹聚仁当时认识了在《之江日报》当编辑的查猛济（当时可能在见习，因为有关资料上说查要在1923年才当编辑的，而那时曹早已经毕业于一师了），查猛济和阮毅成等都是五四时期杭州学界的风云人物。查当时对曹支了一招——除非写旧诗词，否则挣不到稿费的。旧诗词稿费也可怜得很，你还是写点新闻吧！起码三四角钱一条，好的还有一块钱……于是曹聚仁便开始为一块钱而奋斗了。学生成天关在校园里面，哪有这么多新闻好写呢，于是他便曲线救国，先是给老家的兰溪的《兰江日报》免费写“杭州通讯”，以换得赠报，然后再改编《兰江日报》上的新闻投给《之江日报》，这样在他“手气”好的时候，每月可得四五元的稿费，这是很了不起的收入了。

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曹聚仁天生是个做记者和编辑的料。

【上海曹聚仁】

话题回到他两次高考的失败，那时他到了上海，认识了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邵力子。把曹聚仁之介绍给邵力子的，就是他在浙江一师的老师，当时已经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先生。现在人们只知道邵力子当过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殊不知他在早期也是信奉共产主义的，后来也是亲共产党的。

邵力子能让曹聚仁这趟颠簸的列车停了下来，静了下来，经邵的介绍，曹聚仁在上海的一个盐商家做了家庭教师，时间充裕，经济有保障，这先后有三年时间。这三年不得了，比研究生的三年还管用，学识打下了基础，人缘人脉也都熟了，社会经验也丰富了。

邵力子不仅推荐他当家庭教师，后来还在其主编的《觉悟》上让曹写专栏，所以后来曹先生说，邵先生是他一生的贵人。包括他后来在政治上的态度等，大约都受到邵力子的影响。

说曹聚仁在学识上的进步和人缘上的圆熟，必须说到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爱他的人和恨他的人，都是彻头彻尾的。爱他者或属于他门下走狗的就包括了许寿裳、周氏兄弟等。1922年的4月到6月，章太炎先生在上海作国学的公开演讲，这是比今日央视之《百家讲坛》更为轰动的事情，曹聚仁有幸去旁听又作了记录员，作记录的显然不止他一个人，但只有他的记录得到太炎先生的首肯，而且后来又经过整理出版了，书名就叫《国学概论》。要知道章先生的杭州余杭方言甚重，所讲述的又如同天书一般的国学，一般人哪里听得懂又能记得下来的？但就是章先生的讲演成就了曹聚仁，后来章先生就收了曹为门生。而在更早的时候，太炎先生在日本期间，就讲国学，后来北大一批教授当时都是他的门生，包括许寿裳、马幼渔、周氏兄弟、朱希祖、钱家治、钱玄同等，都应算是章师的门生，只不过曹生已晚，未能赶上留学潮。现代史上的大家，没有留过洋但后来生活在海外的，曹聚仁可算得上一个了。

说起人缘，应该还有一点，那就是当时柳亚子、邵力子等一批名流在搞新南社，曹聚仁也参与了，这期间他一边当家庭教师，一边就开始在社会上兼课了，名气也渐渐大了起来，所以等到他26岁时，他便开始到暨南大学去教国文了，一个中等师范的文凭去教大学，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教育呀。因为这一年他已经有四五部著作出版了，教大学的资格也已经有了。一直到抗战爆发，曹聚仁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教书编书刊和写文章，其间跟鲁迅先生等大家都有过交往，但是他为人处事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好像跟人不算太亲近，但也绝不疏远，这可以以他跟鲁迅的关系为例，他不会因为跟鲁迅的关系而大呼小叫——因为这种大呼小叫，有的时候未必会有好的结果，曹聚仁的做法好像是等距离外交，跟所有的文人保持着一种礼节性的距离，这不等于说他不热血沸腾，比如说他跟林语堂之间曾大打出手，曹聚仁也一改比较方正宽厚之风，林语堂也不顾风度了……有的时候跳开具体的事件来看文人相轻，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好在文人吵架总不至于血流成河，如果政治家军事家一吵架，那就完了。

【杭州曹聚仁】

为什么要单列一节，说杭州曹聚仁，那是因为曹聚仁跟杭州之情缘实在太深了。曹聚仁从15岁初到杭州，第二年便又开始了长达五年的一师读书生活，1927年又来文澜阁工作过，期间游山玩水也罢，对历史的沉钩也好，他对杭州的熟悉，对杭州人文地理的热爱，使得他笔下的杭州有着不一样的特质。

15岁那年，曹聚仁就来过杭州考清华大学的幼年班，三十人多人中只录取一名，曹自然没有考上，但却因此在杭州游玩了一个月。一开始少年曹聚仁是不把西湖山水放在眼里的，因为他也是从山水的绝胜处来的，曹先生在《我与我的世界》一书中说：“凭着我们的脚力，花了二角钱，买了一张西湖全图，那一个多月中，就把所谓西湖十景都跑完了；连着葛岭的初阳台，城中的吴山，江头的六和塔，城外的九溪十八涧，都到过了。年纪太轻，对于平湖秋月、三潭印月这样明媚风物，还不懂得欣赏。至如断桥残雪、柳浪闻莺，实在看不出所以然来……”

对于西湖的山水风景，曹聚仁真下功夫的，恐怕还是1927年秋天应单不庵老师之邀，到孤山文澜阁工作之后，当时的工作就是整理和校对古籍，这个时候曹聚仁对西湖山水才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当年，我在一师读书，虽说身处湖山胜地，却和湖山极少缘分；一则土老儿心目中，还看不起西湖十景；二则出家人的势利眼比凡俗市侩更势利些；三则，我们高谈社会革命，把‘风雅’看得很轻。直到在上海尘嚣中混了五年，重回杭州，才领会得湖光山色，自有佳趣。”而更为主要的是，那段日子他已经钻入了有关杭州的古籍中了——“杭居那半年多时日中，我开始研究文物掌故，和田汝成碰上了头，熟读他的《西湖游览志》和《志余》，《志余》对我更多助益之处。连类看了宋元文士所写的《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古杭杂记》等书，对于杭州乡土风物，有着很清楚的轮廓。”

所以在曹聚仁的笔下，风景和掌故便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在他的重要作品《万里行记》中，专门设了“湖上”一卷，内收22篇有关西湖和杭州的文字。曹聚仁的文字虽然不如郁达夫那么的用心和讲究，但曹聚仁写得更为自在，喜欢扯来扯去，兼具了学者、作家和记者的各种套路，但又不拘泥于某一种套路。比如有的文字，他是按照游记来写的，但又有文物掌故知识，有的呢是散文笔法，但更多的，按照今天的说法便就是“随笔”，有点文人腔的，又把自己的经历见识等都放进去，像他写《西泠印社》，除了掌故之外，又把一师的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写了进去，师者李叔同，同学叶天底，这就让他的西泠印社跟人完全不同，这也正是曹聚仁的强项，所以有的文章，不是才华就能写得出的，非得要把经历放进去才可以，因此这也决定了好些文章是要在人到中年后才写得出来，丰子恺是这样，曹聚仁也是这样。

不过，曹聚仁毕竟不是阮毅成，也并非杭州土著，所以也没有写成关于杭州的专著，但如果把他写浙江一师旧友的相关文字也汇编进去，倒也可以出一个单行本了。毕竟杭州是曹聚仁出发的地方，但他又是一个做记者的命，除了抗战等特殊原因之外，他也没有要在杭州落脚的意思，这跟丰子恺以及老师辈的姜丹书他们是不一样的。晚年曹先生客居香港，更是不可能回到杭州来定居的了。

【说书人曹聚仁】

应该这么说，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曹聚仁很可能就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就像那个时代的多数文人一样，一边做教授，一边做书刊的编辑，因为那是饭碗啊，写文章有时并不是非写不可，但是农民非耕田不可啊，为什么，因为要吃饭啊，文人写文章，有时也是为了吃饭。因为抗战，曹聚仁成了一名战地记者，这就让他和别的文人有些不一样了。也正如有人评价郁达夫，说他是一名有成就的文人，但是抗日战争把他提到了一个民族气节的高度，而不只是一个浪漫文人——这就是区别。

而从我们今天看曹聚仁的战地文字，实际上不全是战事报道，包括他的《万里行记》中写了那么多的城市和风景地，可见战争中人们也还在各干各的，该吃喝的也在吃喝，该玩乐的也在玩乐，该文化的也还是要文化。当然我们在今天读曹聚仁的文字可能有点浮光掠影之感，有点不解渴，这是难免的，包括有人评价曹聚仁在思想和学问上，终不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家，而更多的是一个记录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或者用我诗友朱晓东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杂家。但作为一个杂家，他又能最终成就一家之言，奠定了他的地位。是啊，生在乱世，记者饭碗，很难让他长时间地静下心来做学问，同是记者出身的海明威和三岛由纪夫，后来都成了小说大家，曹聚仁也写过小说，但没有多大名气。但是他想把他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这是他从小的意愿，也是他后来的一种宿愿，但很可惜没有实现，这便是我说他是现代柳敬亭之意。柳敬亭，明末清初说书人，在杭州一带非常有名，张岱曾有文云“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槃，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据称曹聚仁从小就很是崇拜柳敬亭，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很想成为一个电台的播音员，这也是他比较“杂”的一个例证。这不能仅仅看作是心血来潮，而是跟他的信仰有关，他的那些文字，特别是作为战地记者的他能够贴近地面、接近民众、直面生活，我想这也是柳敬亭在冥冥中支撑着曹聚仁。最后曹聚仁想成为柳敬亭这样的说书人而不得，最后终于成了一个写书人，倒是他的女儿曹雷和儿子曹景行，最后都吃了“说书人”的饭，而我们来考察曹聚仁和他老爷子的关系，其实也是一样。老爷子是希望儿子走读书做官的路子的，这是那个社会几乎唯一的正确道路，可是儿子只完成了一半，只读书只写书却不做官，用今天的表述方式来说，他成了那个时代的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我军增员台儿庄》 图片来源《爱国人士曹聚仁与台儿庄大战》 联合日报

实际上像曹聚仁这样的没有大学文凭却做了大学教授的，即使是在民国的时代里，也算是一种破格了。浙江一师的经历，让他过早地接触到了社会现实。作为学生自治会的主席，本来走上社会后是应该热衷于政治的，那个时候一师出去专业从事政治的，有他的不少同学，其中就有他写过的叶天底等，但叶天底最后没有等把国民党的牢坐穿，就已经脑袋掉在地上了。经历了一师风潮的曹聚仁，似乎已经少年老成看破了政治。那么他的这点学识呢，小时候在父亲私塾打下的这点基础，到了社会上发现不吃香了，而他的新学呢，自然又不如那些海归派，所以曹聚仁也是处在新旧的夹缝当中，弄得不好就成为罗亭式的人物。曹聚仁也曾以罗亭自比，那时他已经接触外国文学名著了。而在给章太炎先生的讲课作笔记时，他的旧学和新学终于都派上用场了，更何况他是这样一个师出无门的年轻人，章大师当然是哈哈一笑收他为门徒了，这等于说是跟最高的精神领袖接上了关系，因为所有新派的人，又都是章的弟子，搞革命的，搞文学的，搞文字训诂的，曹聚仁凭着这样的人缘关系，就站在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制高点。

前面说过曹聚仁是个杂家。有的时候，一个人多几种身份也是有好处的，比如在作家面前你是记者，在报人面前你是教授，在教授面前你又是出版人，这就为自己留下了一块空间，可以游刃有余地施展才能。后来国共两党看他并无多少政治背景，又似乎没有什么野心，于是在1949年之后，他成了海峡两岸的一名信使。是的，信使。虽然这一方面的资料还是披露得太少太少，因为他生前不说不写的话，很多事情就有可能成为永久的秘密了。

实际上无论是信使还是说书人，或者是记者和作家，都天生地有一种使命，那就是把信息传播给别人，更给人以信仰，给人以理想，给人以真实。曹聚仁就是这样一名职业信使，他一生写作了4000万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就是现代的柳敬亭，而且早就超越了柳敬亭。至少我以为，浙江一师的毕业生中，他是著述最多的一个人。

（此文原题为《曹聚仁：现代柳敬亭》，原载于《浙江一师别传：书生意气》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孙昌建

▼延伸阅读▼

孙昌建：从杭州到合肥，文化的寻根溯源之旅

作家，从杭报副刊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