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安徽合肥已经有好几次了,而要为它写一篇文章,却还是第一次。
要是搁在三十五年前,我对合肥的认识仅停留在一校一报上。这一校,就是中国科技大学;这一报,便是那一张《诗歌报》。前者是有诗友毕业于那里,后者是当年写诗投稿,这《诗歌报》是我的首选之一,后来有幸被选中刊发组诗,之后又参加由该报发起的1986年的“诗歌大展”,自此抱定了吃文字饭的决心。
最近这十年,也到过合肥几次,都是匆匆而过,它就像一个中转站,而不是一个目的地。但是,这一次金秋十月长三角作家到合肥的采风就不一样了。那个晚上在饭店门口一下车,就闻到了一股久违的桂花香,那种温馨和欣慰,就像一次邂逅,它不似杭州又胜似杭州。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今年杭州的桂花是迟迟不开,而一到合肥竟然闻到了那熟悉的香味,这种小小的惊喜是无以言表的。饭桌上合肥的朋友说,合肥的桂花也是前两天才刚刚开的,说桂花也一直在等,要等到长三角的贵客来了才开。
这个说法,堪与桂花媲美,而已经吃了文字饭的我,却苦于写不出这样一种美,只能简单地记述以备忘。我是从杭州出发去合肥的,我突然想到在杭州和安徽之间,有一条为毅行者津津乐道的杭徽古道,我希望我的文字也能建立起这样的一条小道,这小道谈不上私密,却会有自己心得。
所以,当那天在巢湖边的长临河镇看到有一个蔡永祥纪念馆时,我觉得我跟合肥的邂逅是必然的。之前,只知道蔡永祥烈士是安徽肥东人,没想到这次真的到了烈士的老家。在我少年时的印象中,蔡永祥这个名字是跟雷锋、王杰、欧阳海等名字一样,成为我生命中一道鲜明的记忆,那是因为蔡永祥是为保卫杭州的钱塘江大桥而牺牲的,而我就生长在钱塘江边,而且从我记事上小学开始,每年清明的春游,我们学校都是要到钱塘江大桥边的蔡永祥纪念馆里去祭拜的。那是一年一次的春游远足,是清明团子、儿歌和欢乐交织在一起的童年记忆。
而且还不仅仅如此。蔡永祥这个名字于我,还有一种小小的启蒙,那是关于诗歌的启蒙,正如讲起雷锋,好像就是关于人生格言的启蒙,如那一句“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蔡永祥烈士牺牲的那一年是1966年,那时我还没上小学,而当我读小学一年级时,就已经在课本上读到过一首儿歌,这首儿歌是这样的:
天上星,亮晶晶
我在大桥望北京。
望到北京天安门,
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
这两年因为工作的关系,专门梳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杭州的“大事记”,于是,发现在1966年10月31日的《杭州日报》上,曾经刊登过蔡永祥烈士的两首遗作,其中第一首的题目为《歌唱毛主席》,也是四句诗:
天上星,亮晶晶
最亮的星也比不上毛主席,
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
我心中只有一颗毛主席的星。
很显然,这一首才是原作,后来我们在课本上读到的“天上星,亮晶晶”这四句,就是根据烈士的遗作改编的。这一“发现”当然算不了什么,但是这次的合肥之行,突然让我觉得在安徽和浙江之间有着一种特别的联系,尤其是在参观了安徽名人馆、安徽博物院之后,这个感觉就越来越强烈了。且不说前面提到的蔡永祥烈士,无数我熟悉的原籍安徽的近现代名人,都跟杭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就是直接在杭州成就大事业的,如胡雪岩,如汪静之,也包括黄宾虹等。而像陈独秀和胡适,也在杭州留下重要的足迹,在杭州和浙江,也早就把这些皖籍名人当作浙江的骄傲。
前些年浙江档案馆要迁新址,也要辟一块新场地做“浙江名人”史迹的常年展陈,虽然规模远不能跟安徽名人馆相提并论,但其中的思路却是向安徽学习的。当我接到撰写相关前言、导语和后记一类的展板文字任务时,当时就犯愁了,我说我到底该用一种怎样的“解说”风格呢?后来,我拿到了安徽名人馆的宣传册,我一看不得了啊,原来古往今来安徽出了那么多名人,当时就萌生一个想法,下次到合肥一定要去看名人馆。这不仅是一种熏陶和感染,更是一种学习,说白了就是去偷拳头吧,包括这一次我还自己去了安徽博物院的新馆,正好有一个百年重大主题的美术作品展。在那里我看到一幅表现胡雪岩诚信经商的巨幅画作,我站在画前是颇为感动的。这倒不是说胡雪岩在杭州家喻户晓,而是感到安徽人的思想还是很解放的,因为把胡雪岩经商戒欺的思想也列为重大主题,这是颇有眼光和魄力的。
还有这一次去肥西看刘铭传故居,看上去就是简单的到此一游,却唤醒了我对宝岛台湾的某些记忆。十年前女儿报考台湾的大学,也曾关注过铭传大学,因为我曾经当过历史老师,也早知道刘铭传的史迹,但是铭传大学到底是一所什么大学,还是心中无数的。后来陪女儿去台湾上学,去参加毕业典礼,我也到过不少台湾的小地方,比如我在台北的大稻埕边上住过几晚,也很喜欢那里的市井气息;而到了垦丁海边,那个鹅銮鼻灯塔是必去看的,而且也是一定会看到的。这次到了刘铭传故居和博物馆里,才发现我原来拍过的那些照片,写过片言只语的地方,都是跟我们这一位出自肥西的台湾首任巡抚有关的,这个真是太亲切也太感动了。如果我下一次去台湾,一定会再去寻访一些相关细节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从杭州来到合肥,原来也是一种寻根之旅?如果说文化是一条河流,而作家的工作之一就是寻根溯源,像这次在安徽名人馆里当我看到薛时雨的名字时,我好像突然被唤醒一样,这位吴敬梓的老乡在杭州做过知府,后来还在杭州的崇文书院任教,更重要的是,他的诗他的词他做人的风格,是我们今天的文人甚为欣赏且羡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不到了,比如他也带“作文培训班”,但他的班是办在西湖的游船里的,师生一同游湖,一同咏风弄月,这样学出来的诗文怎么会不好呢?还有像我知道的七十多年前杭州的安徽中学,这是当年杭州最为重要的文化阵地,而他的创办者怀宁人方然先生,又是杭州市作家协会的创办人,更重要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还有好多好多的名人,都是从安徽出发,或沿新安江,或沿杭徽古道来到杭州,几十年后他们成了杭州的名人,成了中国的名人。而比名人这个说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用诗用文用画用实绩,更是用心为那个时代和社会留下了口碑,所以即使是在匆匆一游的行程中,那一幅图,那几行文字,突然会像光一样照亮我,就像天上星亮晶晶一样,让我也慢慢沉浸在这种光亮当中,温暖而有力。因为有这样的光亮和照耀,我愿意再一次踏上安徽大地。
作者:孙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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