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英国圣公会的“杭州医学传教”明信片,由史伟东老师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翻阅CMS(圣公会宣教会)档案时,发现并拍摄的。这张粘附在信笺后面的明信片,上有两个骑马的人立在西湖边的照片,下面的英文说明为“梅滕更医生在看望麻风病人的路上”。
照片上梅滕更骑着一匹白马,头戴礼帽,身着正装,看上去精神抖擞,上衣右侧口袋还插着一本书或笔记本。后面跟着一位骑深色马、戴着草帽的随从或助手。白马的马头朝向湖面,后侧的断桥及桥上那堵还未拆除的白墙隐约可见。两人双马站立之处,左侧湖岸在此拐了个眉毛湾;右侧为依宝石山而建的房屋及围墙。
这张没标注时间的照片,应拍摄于1900年前后(原因后文会提到),主要显示了当时三方面的信息:北山街、梅滕更和麻风病人。
北山街与环湖马路
马蹄下这条湖边的羊肠小道,就是难得一见的晚清时期的北山街。这条“浅草才能没马蹄”的孤寂小土路,就是现在宽阔的车水马龙北山街之前身。
西湖北岸,自古以来其实并不冷清。宝石山脚下,早在隋唐及吴越国时期,就有许多寺庙、宫观和祠堂、墓地散布于山水之间,山上高耸的保俶塔为其显著标志。
到了南宋,建于栖霞岭南麓的岳飞坟庙,地处北山街(当时称北新路)西端,还有大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私家园囿依山傍水开建,其中以贾似道的养乐园与后乐园(集芳园)最为华丽。
然而,横贯西湖北岸的北山街,却一直是一条湖边泥土小道。因当时来这里的主要交通方式是坐船,从靠近城中心的丰豫门(涌金门)、清波门外上船,横穿西湖可直达北山,既舒适又快捷。
据说贾似道住葛岭时,要去凤凰山皇宫上朝,坐的是湖上“缆船”,用固定在“大佛头”上的绞盘车,绞动缆绳,船去如驶,一会儿就到了西湖南岸。这当然太夸张,但陆行的话,要绕走城西北的钱塘门,再翻石塔儿头,才能望见那一湖碧水,确实费时费力。
北山街的船埠头
所以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湖上船只供不应求,香客们只得绕行北山街外,上千年来,这一直是一条钱塘门外荒凉寂静、杂草丛生的湖畔小土路,就如第一张照片上所示的样子。
直到辛亥革命后,杭州拆除了旗营和城墙,使“西湖进了城”,并开始建设新市场,逐步向现代化城市迈进。为了吸引更多游客进入西湖,振兴经济,环湖马路(包括北山街)的建造才开始提上日程。
1919年初,杭州市政府拟建以钱塘门旧址为起点,环绕西湖苏白二堤,以灵隐寺为终点的环湖马路。并令工务局年底完工,“如有妨碍修筑该路之房屋,则立予一律拆除,俾得如限筑成,以便交通而壮美观。”
改造前的白堤
最早拟定动工的是北山、南山、西山、岳坟、白堤、灵隐和天竺,共七条路。其中北山路:自圣因闸起,经昭庆寺前至断桥东堍,折沿里湖经大佛寺、郡王庙前,北折地藏殿后、孙圃前至西泠桥北堍,复沿湖经秋陶两墓、跨虹桥北堍,至岳王庙河埠,与西山路连接,计长九百二十丈,宽二丈五尺。这便是现在北山街的雏形。
改造前的断桥东堍
当时还有市民向省议会请愿,强烈建议缓筑环湖马路。理由是“凡山水之佳,越险越奇越难到越好。”对于西湖名胜,竹杖芒鞋寻幽,远胜于高车驷马阔行。自从开辟了湖滨公园及新市场,好比西子穿了西装,不伦不类,希望能保持西湖其他各处的山水原貌。反正策马骑驴、乘舟坐船,水陆均能通达,没有建大马路之必要。况且环湖马路先期工程预算高达六十五万之巨,在国弱民穷之际,还不如投资教育或实业。
当局并没理会这种请愿,但筑路缺钱倒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直到1920年底,才先将湖上的桥梁台阶改成缓坡,在这之前已拆除了断桥、西泠等桥顶的门墙,“断桥残雪”这一景观,从此告别。
改造前的断桥
为拆迁和筹款便利,当时的城建工务处由省会警察厅直接管辖。警察厅长夏超令西湖周边各寺庙,为环湖马路共捐款三万余元,限各寺住持半月内如数呈缴。在强硬手段下,1921年年初,白公(白堤、孤山)、岳坟、灵隐三路终于正式开工。在钱塘门、圣塘桥至昭庆寺这一段马路开建时,由警察厅贴出布告,左右民房一律拆让四椽(间),为路让地。
1922年,圣塘路、白公路、岳坟路、灵隐路建成。年底杭州便出现了最早的公共汽车,分别由宝华和永华两家车行经营。第一条公交线路就是从湖滨经白堤、岳坟至灵隐。可见此时游湖的主要道路是往白堤走的。北山街(西泠桥北堍以东)因寺庙林立、山庄别墅垣墉连亘,且宅院主人多为高官巨富,地价已高达每亩5000元,而城内庆春路附近才1500元一亩。因此筑路阻力大,工程断断续续,还未成为环湖交通的主路,但千年小土路已基本改成宽9.6米的乙级马路了。
环湖马路初步建成时,还遇到了一些波折。当时因新路、新车、新司机,在西湖边行驶汽车事故频发,尤其在香汛期间,湖滨至灵隐一带香客云集,发生过多起撞人流血事件。加上轿行与人力车夫因生意被抢,纷纷表示反对在西湖上行驶“洋汽车”。迫使当局曾一度下令环湖马路禁驶汽车。
在修建南山路时,将清波门外供奉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周元公祠冲分成两段,有省议员就提出质问,说修北山街时,苏小小和武松的墓都得以保存,而一代大儒的专祠却任其毁之,这不是“厚娼盗而薄理学”吗?
所以,一座城市的发展并不都是顺理成章的,新生事物的出现,必定伴随着种种曲折,正是这些波折,才构成了生动的历史。
1926年建造的环湖马路(1926年《道路月刊》)
1927年北伐军进城至1929年杭州首届西湖博览会前,环湖马路又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规划与修建。1928年10月,浙江省政府通过了《取缔西湖建筑规则》,规定沿湖建筑须距离湖磡20米,以便修筑公路,并免遮断湖景。凡建筑地点如有遮蔽名胜或风景者,一律禁止建筑或拆除。
1929年修建北山街
在建筑风格上,沿湖及临湖山上建筑物之高度以不遮蔽名胜或风景为限,其表面应采取东方风景式(如宫殿亭榭等古式),或西方建筑如Buneatow Calntornia等式,务须注意建筑之美。
按此规定,重修北山街时迁坟拆屋最多,共花费十多万大洋,但也由此奠定了整条街的建筑风格及道路走向。至今,相比南山路与西山路(杨公堤),北山街与西湖之间的建筑物最少,与湖水最亲近。
北山街修建完成后,白堤再次禁驶汽车。这次并非因为车祸,而是白堤游客众多,当时铺设的是含沙量较多的三合土路,晴天汽车驶过尘土飞扬,雨天则泥水四溅,给游客带来诸多烦扰,所以汽车一律改走游人相对较少的北山街,而白堤成为安步当车的步行路。
一直要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环湖马路(包括北山街)才陆续铺设成柏油路面,此时,距梅滕更经过的那条“浅草才能没马蹄”的小土路,已过去了三十多年。
北山街麻风病院
《1929年绘制实测杭州西湖图》局部·上海商务印书馆
当年梅滕更医生骑马过北山街,按图片说明,是要去看麻风病人。那么是要到哪里去看麻风病人呢?众所周知,1896年,梅滕更在保俶塔旁建了两座洋楼病房,他是不是要上宝石山呢?其实,离梅滕更立马处不远的北山街上(现北山街35号),就有一座也是他建造的麻风病院,梅滕更当时很可能去这里看望麻风病人。
2020年出版了由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编著的《90年前的杭州——民国〈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初读》一书,其中提到梅滕更在现北山街35号这个地址,买下了三亩二分九厘土地,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建成三座房屋,并于当年将城内的广济麻风病院迁至这里。这则史料还是首次公布,可见1896年梅滕更不仅在保俶塔旁建了肺痨病院,还在山下西湖边建了这所麻风病院。
因此,从时间上推测,梅滕更立马湖边的这张照片,应拍摄于1896年后。仔细观察,还会发现照片左侧有一堵上盖茅草的土墙,此处为土墙的拐角(从阴影上判断)。对比另一张同时期的老照片,这堵土墙从北山街上拐保俶塔前山路,根据地理位置,土墙内正是正在开建的坚匏别墅(小刘庄),也就是说梅滕更此时正站在北山街与保俶塔前山路的交叉口(现北山街32号)。据史料,坚匏别墅开建于1900年,所以这张照片大致应拍于此时。
拐上保俶塔前山路的坚匏别墅工地围墙
梅滕更为何要将麻风病院建在城外当时较为冷僻的北山街呢?1887年,因杭城麻风病患者众多,梅滕更在国际麻风救济会的支持下,在杭州城内大方伯的广济医院(浙二医院前身)产科局旧址,创办了广济麻风病院。
广济医院(图片来自《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麻风病,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传染性疾病。得了此病,轻者毛发脱落、五官扭曲,重者烂断手脚、丧失知觉。麻风病人被看作因罪孽深重而遭受“天刑”的“活死人”,在清末民初动荡时期,大多被社会遗弃甚至烧杀,很多沦为乞丐。当时杭城各寺庙门口、车站、码头等常有惨不忍睹的麻风乞丐在乞讨。
当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医学传教”,即在治病救人同时传播宗教。救治麻风病这种恶疾,正是“上帝博爱”的最佳体现。梅滕更在1891、1892两年又在广济医院的空地上,各建起1幢男女麻风病房。
由于麻风病院在广济医院内,广济医院又位于城中的闹市区,麻风患者不仅易接触其他病人,还有传染常人的风险。于是1896年,梅滕更将其移建于城外的北山街,此地更为宽敞、僻静,最初收有三十多位麻风病人。此时,肺痨病院建在空气清新的宝石山上,山下则是腿脚不便的麻风病人医院,遥遥相对。
梅滕更的麻风病人
此后,梅滕更经常往来于城内广济医院本部,与北山街山上山下两座病院之间,进行巡诊和探视,于是就有了他骑马至北山街的这张照片。从梅滕更骑马而不是坐轿这点看,体现了当时其高效和忙碌的状态。
保俶塔旁的肺病医院(1917年甘博摄)
北山街上这座麻风病院,原来院落据说是海盐望族徐家的西湖别业。海盐徐家是清代的世家大族,曾出过一位兵部尚书徐用仪。徐用仪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年因强烈反对利用义和团排外被慈禧处斩,后光绪帝下诏平反。宣统年间,孤山南麓曾建有三忠祠,祭祀反义和团被杀的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
辛亥革命后,杭州城市格局大变,拆城墙、建市场、筑环湖马路,西湖周边的游客量大增,位于景区内的北山街麻风病院显然又不合适了,梅滕更决定再次搬迁。先是想将其迁至吴山,但遇到山上寺产的纠纷,无法实施,后在省军政大吏的支持下,1915年搬到较为荒僻的松木场许家山山坡上。
搬至松木场山麓的广济麻风病院,经过近十年的打造,到1924年依山建起了十多幢西式建筑,有男女病院、医疗室和教堂等,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医疗设施和技术最为先进的麻风病院。
松木场麻风病院
北山街原麻风病院旧址改为广济医院的“里西湖妇女养病别墅”,也称妇女养病院,这是一所较为高档的疗养院,配备有当时最先进的X光机等设备,病房分为五个等级,收费较高,专为各种疾病将愈,但尚需调养的女病人所设。
1924至1927年间,“里西湖妇女养病别墅”住进了一位“大帅”,即直系军阀孙传芳。当年沪浙一带军阀混战,直系的孙传芳赶走了控制沪浙的皖系卢永祥,进驻杭州。
孙大帅看中了这座依山面湖的院落,当作其官邸,也不知他知不知道此处以前住过几十位麻风病人。不过后来孙传芳在南京成立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号称“五省联帅”,常住南京,只是偶尔来杭州北山街小住而已。当时北山街的马路已基本拓宽,这里的门牌号为里西湖13号。孙大帅入住时,此地一度门庭若市,热闹过一阵。
孙传芳在此期间,还规划在保俶塔下建造一座关岳庙,结果庙造了一大半就被北伐军赶出了浙江。只在西湖边,离里其官邸不远处,立了一座关岳庙牌坊,该牌坊在首届西博会前整治北山街时,移到了宝石山的半山腰,至今仍在。
西博会前在建的北山街与即将移至宝石山山腰的关岳庙牌坊
孙大帅走后,里西湖13号仍为广济医院的妇女养病院。1929年首届西博会结束后,在妇女养病院内成立了“浙江省卫生试验所”,这个名字听上去很普通的单位却很了不得,这是中国最早创建的卫生检验机构,被称为中国卫生“第一所”。
仲向平《杭州老字号系列丛书建筑篇》中北山街35号的房屋
在张学勤、王大土所著《杭州北山街的名居古迹》中,有《追踪中国卫生“第一所”》一文,考证了浙江省卫生试验所设立于北山街的妇女养病院,并较详细描述了当时浙江省卫生试验所为社会所做的贡献:该所不仅推进了司法检验的科学化,还研制出肺吸虫、脑膜炎等流行病的防治方法及疫苗等。
里西湖13号现为北山街35号,这座曾经作过望族别业、麻风病院、妇女养病院、大帅府、卫生试验所的院落,与北山街上大多数的西式建筑不同,有一个白墙黑瓦的典型中式墙门。据《杭州老房子》记载,此院落占地3.29亩,两层半的主楼建筑面积为345.84平方米,有14个房间;另有5间平房,建筑面积116平方米。最为难得的是庭院内的西南角,还有北山街唯一的一口四眼老井。
仲向平《杭州老字号系列丛书建筑篇》中北山街35号院子内的四眼井
现在的北山街
解放后,北山街35号曾作过省委党校的校舍,其后很长时间为民居杂院。2010年由顾家家居修缮并当做一个家居文化的交流中心。现在北山街35号由浙江省省直房产经营管理中心管理,内部正在装修,据说将外包给餐馆或茶舍。其大门上悬挂着一块写着“海盐馆”三字的木匾,可能是向它最初的主人致敬吧。
梅滕更的两面性
梅滕更当年是从谁手里买下这个院落的,不得而知,但梅医生还是位炒房高手及公关大师应该没有异议。
梅滕更,这位清末民初在杭的英国传教士兼医生,在杭州历史上留下了较深的痕迹。对他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而且是两个极端:有人说他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伪慈善家,借洋人之势,巧取豪夺杭人房产,为自己捞取巨额财富;有人说他仁心慈爱,救死扶伤,为杭州的医疗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两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分别为两个历史事件:一是杭州清末民初的一桩大案,即宝石山房地产案;二是杭州第一家现代化医院广济医院的创建。这两件事的主角都是梅滕更。
梅滕更霸占宝石山地产,确实手段恶劣,有违公理。先是软硬皆施,低价向保俶寺僧人租取保俶塔旁的土地,建造肺病院洋楼,后来胃口越来越大,竟将名胜古迹在内的大片山地圈划进去,筑起围墙当作领地,游人不得入内。并完全不理会自古以来宝石山禁采山石的禁令,在保俶塔周边凿石建房开道、毁坏文物。引起了钱氏后代(保俶寺为钱氏宗庙)及杭州士绅的强烈不满,官司从清末一直打到民初,直到北伐军进城后才得以收回,为此官方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梅滕更之所以能如此强势,有个重要原因是他与当时浙省高官的关系密切。首先其主动为官员及家属提供优良的医疗服务,其次利用晚清官员对洋人的敬畏心理,在多起涉外事件中,梅滕更起到中间人的调停作用。
1900年,慈禧利用义和团的排外运动达到高峰,打击对象就是洋教和洋人。慈禧太后曾电令浙省4名高官,捕杀杭州的所有传教士,并摧毁教产。4名官员中只有1位愿意奉旨,其他3位均是梅滕更的朋友。尤其是掌握军队的满族将军,更是梅滕更的密友。所以,此时梅医生照样可以精神抖擞地策马北山街。
晚清时期外国人是不得在中国内地购置私人房地产的,梅滕更能够“暗箱操作”,在杭州城内外以低价,或租或购或侵占了多处房地产,然后将一部分房子高价租给外国人或中国富商,从中获利,这背后均有官府的默许和支持。
梅滕更炒房赚钱,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支撑他的医疗慈善事业吗?梅滕更开设医院救治病人,确实是带有慈善性质的。尤其是对于穷苦病人,基本实行免费治疗。就算重如麻风病患者,无力承担治疗费用的,也只须一次性交纳5元的挂号费,便终身免费,还包食宿,直至去世。
但慈善医疗本身就是“医学传教”的一种方式,其经费主要通过教会拨款和社会募捐解决,从保留的收支账目看,凭梅滕更的敬业精神及社交能力,在这方面已得到全面的支持,医疗经费相当充足。以松木场麻风病院为例,1942年抗战期间,日方接管了此麻风病院,该院竟存有近8万英镑的巨额财产被日本人搜刮掠夺。
梅滕更1926年回英国后,好像也未变成富甲一方的大富豪。那么他赚的钱用在何处呢?当时来杭的外国传教士并非苦行僧,他们大多一家甚至几代人长期居住在杭州,均享受并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准,这在多位来杭传教士(包括梅滕更本人)的回忆录中都有体现。
在杭传教士的住房及佣人
传教士们的衣食住行,在当时杭州可以说都是最好的,再加上雇用保姆、佣人、门房、车夫,每年还要上莫干山避暑、去黄湖打猎及旅游度假等,均为不小的开销,我们从梅医生及梅夫人始终体面的打扮上就能看出一二。
教会的津贴恐怕不足以维持传教士们的高消费生活,梅医生的钱是否花主要在这里,只能推测,真相惟有他本人最清楚了。传教士们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虽然以传教为目的,但也确实做了不少善事,促进了医疗、教育事业的进步,享受一下高质量的生活,也无可厚非。
在异国他乡,生活安逸,精神才能愉悦,才有热情工作,梅滕更做到了。那张广济医院内梅医生与小病人,一老一少相互鞠躬的照片,显示了医患间精神层面的融洽与尊重。
梅滕更与小病人相互鞠躬
医治麻风病,其实也是以精神慰藉为主。当时医治麻风的药物主要靠大枫子油,只能减缓或治愈轻症患者,大多数重症患者除消极治疗及消毒、隔离和力所能及的劳动外,主要靠读书来减缓病痛,以求达到“心灵的安宁”,这就是梅医生“疗身与疗灵”的结合疗法,尽量使痛苦的病人活得快乐些。梅医生的医术高明与否,暂且不论,但对待病人确实含有温情与慈爱。
而在生活上,梅滕更又有极为蛮横的一面。1924年7月,杭州《新浙江报》报道了一则梅滕更驾驶汽车在丰乐桥一带横冲直撞的“负面新闻”,梅滕更要该报更正致歉,该报以事实确凿为由,婉言拒绝。
梅滕更告到省警察厅,行政科长阮性山亲自到报社交涉,报社再次拒绝更正。梅滕更又告到英领事馆,由领事馆致函该报,结果该报将函件刊登于报上。梅滕更觉得这是有意侮辱,当即向省政府抗议。最后《新浙江报》被警察厅封了报馆,还抓了记者。该报随后在杭城各大报纸上登了公告,请同行为其讨回公道。
对比梅滕更的“鞠躬照”与“立马照”,一张谦卑,一张霸气,也许这才是较真实的梅医生吧。
作者:徐骏(王群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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