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很快就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建立了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丽向宋朝贡，双方互派使者，有力的促进了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苏辙曾有诗曰：“东夷从古慕中华，万里梯航今一家”。宋代奉使高丽的盛况，在祁庆福《宋代奉使高丽考》（《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中有详细梳理，有兴趣大家可以找来看看。我们今天只介绍其中的一次，当然，是以一处摩崖石刻为切入点。

路公弼、翁端朝、傅国/华、容吉老、麦公明、孟/子与、徐明叔，宣和五/年夏四月己亥同来。

路公弼等题名，摄于2020年11月21日

在飞来峰香林洞口右侧，有一处面积较大的石刻，志书通常称之为“路公弼等题名”，由于位置显眼，访香林洞的话，一般不会错过，其在丁敬《武林金石记》卷八、倪涛《武林石刻记》卷四和《六艺之一录》卷一百十、孙星衍和邢澍《寰宇访碑录》卷八、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七、黄易《武林访碑录》、释达受《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沈鑅彪《续修云林寺志》卷七、管庭芬《天竺山志》卷六、民国《杭州府志》卷九十六等文献中均有记载，字体为篆书，内容如下：

路公弼等题名拓片，来自国家图书馆“碑帖菁华”数据库

这一大串名字，看过一遍，你可能一个都没记住，因为压根没有特别知名的人物。然而，细细钩沉，发现这方石刻却大有来头：排在第一位的这位“路公弼”，正是北宋宣和年间奉使高丽的高级别外交代表团团长。你可能要问了，出使高丽怎么跑到杭州来了？这不是南辕北辙了吗？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时北方有虎辽狼金两个政权和大宋形成南北对峙，从陆路出使高丽的话那可就自投罗网了，苦于没有航班，只能选择走海路。高丽位于辽和金的后方，在宋朝的对外战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出使高丽算得上是国之大事。代表团这次是从明州（今浙江宁波）乘风破浪去高丽的，所以要先从汴京（今河南开封）赶到明州，这么一来，杭州自然是不能绕过去的。

北宋宣和四年（1122），宋徽宗下诏遣使出访高丽，以给事中路允迪为正使，中书舍人傅墨卿为副使。路允迪，字公弼（即石刻中的“路公弼”），应天府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傅墨卿，字国华（即石刻中的“傅国华”），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代表团磨磨蹭蹭，直到第二年宣和五年（1123）三月十四日才从汴京出发，可能是因为出使工作的繁文缛节比较多；五月三日到达明州，五月十六日从明州登船扬帆。从时间节点上来看，代表团行经杭州，应是四月了，这和石刻中的“宣和五年夏四月”是完全吻合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代表团的一把手路公弼在石刻题名中排在第一位，没毛病，但是二把手傅国华却排在了第三位，挤占了第二位的那个哥们是什么来头呢？猜的到吗？他正是东道主，时任杭州知州（相当于市长）的翁彦国，字端朝（即石刻中的“翁端朝”），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绍圣四年（1097）进士，于宣和四年（1122）十二月至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期间知杭州（《乾道临安志》卷三），他排在第二位也是合情合礼的。题名中还有三人（容吉老、麦公明、孟子与），暂未查到详细资料，但并不妨碍我们去判断这方石刻所传达出的信息：京城来的一个高级别外交代表团，出访高丽途经杭州，地方上不能怠慢，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由市长亲自陪同游灵隐天竺诸胜，妥妥的公费旅游！在宋代，香林洞可是比较热门的景点，而今天的香林洞已不在飞来峰景区的主游步道上，涉足者寥寥，其知名度早已不如青林、玉乳和龙泓三洞。

《乾道临安志》卷三中关于“翁彦国宣和年间知杭州”的记载

路团长带队的这次出行，于六月十二日到达高丽都城松京(今朝鲜开城)，他们在松京呆了一个月，七月十三日开始返程，于八月二十七日回到了定海。整个旅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回航时在海上遭遇了狂涛怒浪，差点喂了鱼，后因海神显灵，化险为夷。虽然“海神显灵”这种离奇的记载不足为信，但这次海上脱险的事迹，被后世演义成了妈祖显灵庇佑的结果，对于妈祖信仰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见朴现圭《高丽时代妈祖接触考》[《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孙希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与宋代妈祖信仰的流传》（《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等文。

要问这次出访有什么重大的外交成果，还真说不上来，靖康元年（1126）北宋被金狂殴时也曾向高丽求援，但是被明哲保身的高丽婉拒，不争气的北宋很快就被金给灭了。但此次出访所带来的一样副产物——一部四十卷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就是一份外交实录，在后世看来显得无比珍贵。在中国知网上以“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作为篇名搜索词，可以搜到非常多的研究文章，研究侧重点包含了海上交通、茶文化、音乐、美术、民间信仰等方方面面，可见此书在学术界是研究的热门话题，其所包含的丰富史料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此书的作者徐兢，正是路允迪外交使团中的成员，其身份是提辖人船礼物官,整个出使行程中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广泛收集资料，回国后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了整个出访经过以及所见所闻（遗憾的是此书配图已佚，传世的只有文字，所谓“图亡而经存”），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高丽社会形态和风土人情等第一手资料，徐兢也因此书而名垂青史。令人欣喜的是，徐兢也出现了香林洞那方石刻中，他正是排在最后一位的“徐明叔”。别看路公弼享有了这处石刻的冠名权，说到底，徐兢才是这处石刻的真正主角，为什么这么说呢？

明代抄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序》，来自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

徐兢（1091-1153），字明叔，号自信居士，和州历阳（今安徽和县）人，他爹、他爷爷、他太爷爷都是吃官家饭的，到了他这代，只能继续吃官家饭：政和四年（1114）以父荫补为将仕郎，步入仕途，出使高丽进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后，宋徽宗很看好这位年轻人，赐同进士出身，曾官至刑部员外郎，卒赠朝散大夫。徐兢的书画极富盛名，尤长于篆书，连精于书画的宋徽宗对之也“尤所爱赏”（张孝伯《宋故尚书刑部员外郎徐公行状》），书法亦不俗的宋高宗在《思陵翰墨志》中称绍兴以来“篆法惟信州徐兢”（靖康之变后徐兢迁居至信州弋阳，即今江西弋阳），两代懂书法的帝王都为他代言，这是同时代的人所羡慕不来的。可惜的是，徐兢的书画作品已经基本散佚殆尽，方爱龙《南宋书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一书在介绍徐兢时说“但是至今已不见其丝毫书迹传世”、“可惜，这样一位才知之士，其书迹竟不得传世”；孙旭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作者、版本及史料价值》（《兰台世界》2013年第17期）一文中感叹“遗憾的是，他未有书画作品传世”。然而，“路公弼等题名”这方石刻隐藏了一个彩蛋，为我们弥补了这个遗憾。

《两浙金石志》卷七所载“宋路公弼等天竺题名”

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七指出“宋路公弼等天竺题名”石刻即为徐兢（注：书中作“徐競”，因“兢”与“競”字形相似所误）所书，这个判断应该没问题，主要基于两点：其一，在一行人中“徐明叔”是排在最后一位的，一般书者将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后，乃题名时的一种常规操作；其二，徐兢的篆书在当时就已经很出名了，在场的其他人估计也不好意思在他面前班门弄斧，所以此篆非徐兢莫属。飞来峰的北宋题名甚多，然而篆书却很罕见，所以徐兢篆书的这方摩崖，尤为珍贵，庄严法度中透露着飘逸自信，不愧是“自信居士”所书，这或许是徐兢所传世的唯一书法作品。“路公弼等题名”右侧不远处，还有一方篆书“芗林”二字摩崖，无款无年月，沈鑅彪《续修云林寺志》卷七将其列为宋刻，推测此二字可能和“路公弼等题名”乃同时所刻，也就是说“芗林”二字的作者，也有可能是徐兢。当然，由于没有可以实锤的证据，我们也不能妄断，但总归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芗林”二字，摄于2020年11月21日 

至微堂“芗林”拓片

此次奉使高丽流传至今的两大财富，一个是《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个是香林洞这处篆书摩崖，作者都是徐兢。从后世影响力来看，无论是团长路允迪、副团长傅墨卿，还是杭州老市长翁彦国，都没法和徐兢相提并论，所以说徐兢才是此行的真正主角。

在徐兢的万丈光芒下，这里顺便提一下另外三人的人生际遇：

路允迪，曾官至兵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绍兴十年（1140）金军围困南京（注：宋时南京并非今之南京，而是在今河南商丘），时任南京留守的路允迪，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无奈投降成了俘虏，晚节不保，落得个身败名裂，好生凄凉。

傅墨卿，高丽人民的老朋友，嘉泰《会稽志》卷十五载“墨卿比凡三至高丽，初为书状官，中为副，最后为使”。因出使高丽有功，跟徐兢一样也弄到个“赐同进士出身”的封赏，最后混到了一个正奉大夫退休。

翁彦国，和杭州还挺有缘，靖康元年（1126）第二次知杭州，又改知镇江，卒于建炎元年（1127），赠少保，也算荣光。

摩崖石刻是最硬的史料，通过一处将近900年历史的石刻，我们不仅可以遥想当年北宋奉使高丽的盛况，还能有幸欣赏到北宋名家徐兢的书法，好赞！九百年的斗转星移，它还在那里，见字如面，这或许就是摩崖的魅力所在。

作者：清兄，曾为山痴，今为石痴，在荒寂斑驳的石刻中寻找故事，在尘封弥久的故事中品味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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