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中国银行老楼耸立在繁华的延安路上，面对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与车辆，周边地区高楼林立，这座建筑物显得苍桑古朴而不被人关注。曾何几时，又有几个人会想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行大厦刚刚落成之时，它是浙江省中国银行总部（下称“中行”）办公楼，那是何等光彩夺目，何等地让人荣耀振奋。

中行大楼周边多是些低矮的民房，气派点的楼屋算是斜对面的那座浙江医科大学主楼了。此时，连这座在人们眼中颇具风采的“医大”办公楼也相形见绌了。

新楼鹤立鸡群，雄视西湖，在车龙水马的延安路上独树一帜，令人刮目相看。

有位曾经的“踏儿哥”悄悄告诉我，八十年代时，自己在城站踏三轮车，遇到洋人下火车后，他便会将客人蹬到中行大楼去兑换钞票。后来，持洋钞兑换的人越来越多，去中行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那时，外币兑换有人民币与“外汇券”之分，虽然名义上两者“等值”，其实，个中有“差价”，日久天长，“踏儿哥”也学会了与洋人“兑”外币的门道，由此，积累了“第一桶金”。

最后，他意犹未尽地说道：“想想那个时候，钱真‘好赚’啊，后来，我就用挣到的钱‘盘’了家餐馆，一直做到今天。”他说，当年在中行大楼门前“倒”外汇券的人不少，只要遇到洋人或侨眷出入（只有这些人才拥有普通市民羡慕的美元），票贩子一拥而上，向他们兜售高于国家规定汇率的人民币。

他告诉我说，当时这些人多数被人视作“小混混”，其实，许多人就是依靠“倒卖”外汇“发”的，而今已经成为事业上小有成就的第一代企业家了。

是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延安路的中行大楼是全市最高、最气派、最富丽堂皇的大厦，也是当时杭州的“地标性”建筑。那些外汇券、侨汇券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有了外汇券、侨汇券，就能购买到普通人渴望已久的稀缺商品，由此，许多人觉得，中银大楼乃是个蓄财生宝之地。

为此，我们特别访问了时任中行大楼基建办科长，已年逾九旬的姚仲文先生。

当年，姚先生五十岁开外，精力充沛，风华正茂，回忆起那时的情形，话匣子就打开了，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省人民银行根据各处室的职能范围，一分为五，分别划为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人行”本身成了“省级中央银行”管理这四家专业银行。

新恢复的中国银行从人行“划”出去后，并无自己的办公室，开始时在旅馆租借房屋，临时对外营业；后来，又在朝晖的华侨新村购买了几幢楼屋对外办公。但是，朝晖新村是公寓楼，地点较偏，并不适合金融机构对外营业与办公。

采购

姚先生说，我先前在省“人防”办公室做事，具体工作就是负责基础建设材料的调拨，因此，对于采购建材熟门熟路。那时，造房子所需要的建筑材料全靠“计划内调拨”，想要加快新楼建设，如何搞到“计划外”钢材、水泥等必不可少的建材原料成了一个大问题。

如何使中行的办公楼与全省飞速的外贸事业同步，加快员工翘首以盼的大楼早日落成呢？时任中国银行首任行长的程志亮先生听说我（姚仲文）对采购建材“人头熟”，那时我正好在“人防办”从事物资采办，“人防办”时称“战备物资供应”，各方面的物资调拨都要优先，由于工作关系，我与财政厅、机电公司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很熟。程行长特地将我从“人防办”调到中行的基建办公室，专门从事建材采购任务。于是，我在一九八二年名正言顺地进入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工作。

当时，中行“基建办”主任由省行办公室主任冯养松先生兼任，杨伯忠先生负责设备管理，我（姚仲文）负责采购建筑材料与财务。

筹建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动迁”，也是一椿当时最头疼的事情。

动迁

▲ 延安路庆春路口街景（摄于20世纪80年代末）

当年中行大楼规划建造的地方，处在杭州市中心繁华区延安路靠近西湖的区块(现在延安路与庆春路交叉口)，在这个位置上，沿街原来有一家粮站，一个食品店，工商银行的西湖办事处，后面是仁德里的里弄房屋，前面还有一棵62年种的大树耸立在粮站旁边。其它房屋的拆建问题都不大，只有工商银行的“西办”未能说服。

当时，我们提出了优厚的条件，由中行出资，在街对面的医科大学临延安路的地方给他们征一块地皮，特地为他们盖一座新楼，但是，这是块黄金宝地，无论我们怎么与他们商量，他们就是不同意，百般无奈之下，只好同意“西办”在未来的中行新大楼旁边，划一个裙楼作为他们的营业场所。一直到今天，工商银行仍然占据了中银大楼一侧的裙楼。

设计

谈到中行大楼的设计工作，姚先生说，当时，我们聘请了杭州市建筑设计院、杭州市规划设计院的几位工程师，由院长金问鲁先生亲自挂帅，设计阵容不能不说强大。

但是，他们这些人也没有参与过如此大规模的银行楼屋设计，八十年代时，国外参考资料进口受到限制，因此，手边可供查考的最新建筑资料不多。

于是，中行就组织他们到现有内地几家规模较大的老中国银行大楼观摩，以便在设计中做个借鉴，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老楼了。

▲ 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老楼（图：上海城建档案）

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老楼建于上世纪的一九二一年，此幢大楼在沿黄浦江边的众多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前期的楼屋中独树一帜。其建筑风格特色，给人以稳固、坚实、庄重、高大的观感，令每一个过往游客印象至深，大家对这样的建筑形式都感到满意。

在设计中，建筑师参考了上海中行老楼特色，大门外先有几级抬级，客户慢步而上，不由产生一种肃穆庄重、稳若泰山之感。然后走进门厅，左面是电梯的出入口，旁边有个小门，通往后面的员工饭厅与辅楼；右边则是传达室等，整个门厅显得庄严、宽敞而不失大气。

进入门厅以后，抬头望去，门厅延伸到二楼顶部，上方挂着一个特大的吊灯，仿佛满天星斗从天而降，一直悬到一楼上方。如此气派吊灯装饰，在杭州近代几十年的建造楼屋中并不多见。大楼地面建筑十四层，如果加上地下室，就有十五层了。

营造

1992年杭州街景

姚先生告诉我们，虽然当时杭州已经有多家大型建筑公司，诸如，“浙建”、“杭建”等等，但是，要造这样规模的金融大楼也没有几家有力量承担得起。

后来，我们听说，浙江建筑一公司的望湖饭店工程行将结束，只有这家公司在人才、设备等方面拥有实力承接如此大型建筑项目的优势。

由此，我们找到了浙建一公司，谈妥了，只等他们正在施工中的望湖饭店竣工，“浙建一公司”立马进驻后面的中行建筑工地。

建成

从时间上来说，建造中行大楼的准备期，拆迁期等算起来大约用了二年多时间，建造期也是二年多，总共化了五年时间。大楼于一九八五年底竣工，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正式启用。

大楼刚刚完工，员工们就迫不及待地先搬了进去。

中行办公室还特地为新楼落成铸了一枚纪念币

大楼一楼为营业厅，营业厅下方为员工食堂，大楼四层以上楼房均可鸟瞰西湖，尤其是顶层的十四楼，可远眺西湖四岛，湖上的游船隐约可见；每当晴空万里之时，甚至可以眺望苏公堤上的游客，顶楼作为会议厅，员工大会，或者年终团聚等活动多安排在那里。

中行大楼建成以后，虽然分散在各个地方工作的员工纷纷搬进新大楼，房间仍然显得绰绰有余，当时员工不多，用不了那么许多地方，于是，行里决定，将十楼到十三楼的房间改造成银行招待所。至于说到刚建成之时，大楼内部楼层多数是毛坯，没有做分隔与装饰，人们走出电梯，除了每个大厅中央排列着的几根巨大的柱子以外，整座楼层一览无余；员工们将搬过来的桌子、椅子面对面摆好，文件柜的木书橱分隔了各个科室；沿墙还特别装了木板型的冷暖气装置，在当时的办公条件下，可说已经是相当阔绰了。

建成之初，除了一楼的营业大厅与行长室做了一些内部装饰外，其余楼层没有装修，也没有单间分隔。因而，人们走进楼上办公大厅，空荡荡的，于是乎，银行工会买来几张乒乓球桌子摆在入门位置，中午或下班以后，不少行员就在楼道上打乒乓球。

冬季天气寒冷，银行空调不怎么样，时好，时坏，为了增加热量，增强体育锻炼，工会还特别组织各处室员工在楼上大厅里“拔河”。银行有工间操时间，每次十五分钟，也有员工利用工间操在空畅的大厅里打羽毛球。

办公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银行称为“外贸、外汇专业银行”。独揽全省各家外贸公司的进出口业务。大楼没有建成之前，外贸公司业务员将金融单据送到中行临时租借的旅馆，或者朝晖新村的居民住宅楼里办理外贸结汇业务，现在，新大楼对外营业了，外贸公司接到通知，业务员纷纷到新楼来交单。

他们见到中行辉煌气派的楼屋顿生羡慕之心。可以说，全省外贸公司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落实而发展起来的，他们与中国银行的业务是同时起步的。

那时，许多外贸公司初始与中行一样，工作人员也都栖身旅馆办公。此时，见到中行率先有了自己的漂亮大楼，而进出口公司依然挤在原有的老楼里，或者旧仓库中，甚至不少人依旧呆在旅馆里办公，见到中行新大楼后不由渍渍称赞。

总行行长到访新楼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时任中国银行总行行长的王德衍到访杭州，他与杭州中行的全体员工在银行大门口摄下了一张照片，留下了中行在那个时代的一霎间。

从这张照片中，我们仍能窥测到中行职工在那个拨乱返正年代里的精神面貌。

新大楼的员工，20世纪80年代

可以说，中行老楼，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金融工作者、第一代外贸人的记忆而留在史册上，这座大楼仿佛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人们奋发图强而不懈努力的岁月，一个“拨乱反正”的见证物。今天，这座建筑物依然默默地站立在延安路上，似乎在向路人诉说着，那个时代难于忘怀的故事。现在这座老房子又焕发了“青春”，它成为中国银行庆春支行的所在地，或许，它能成为下一个“杭州历史性建筑物”的候选者。

作者：龚玉和，1949年5月6日生于杭州，原供职于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浙江大学亚欧旅游规划研究院。著有《国际商务单证》《单证解惑280例》《旅游策划，文化创意》《中国海洋开放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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