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讯 康烈华的书房在二楼，一张大书桌，四壁是装得满满当当的书架，地上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摞一摞书。今年84岁的他，一头白发，精神矍铄，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这个房间度过。

往窗外望去，隔着草木丛生的后院，可以看到邻居院子里的一根电线杆。油绿的藤蔓向上缠绕攀爬，康烈华随手一指：“1973年，就是在这电线杆底下出土了玉璧。”

良渚的地下都是宝贝。

被誉为余杭区“体制外保护良渚文化第一人”的康烈华，生于斯，长于斯。从小时在田间地头经常捡到些奇怪的小石头引发好奇；到后来投身研究和保护良渚文化；在步入晚年后用了五年时间带领团队完成197万字的《良渚镇志》。对于脚下这片土地，他有着刨根问底的执着，也有着一往情深的热爱。

康烈华说，他的一生都在追梦。前半生身处逆境，历尽坎坷；现在家和子孝，晚年幸福，人生之梦可谓圆满了。

“我生于1941年，亲身经历过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共和国走过的路都在我的眼里，共和国75年来的经历都在我的记忆里。”在他的影响下，家人也投身于良渚的保护和建设中，大儿子康宏果也被授予“良渚遗址保护特别贡献奖”。2022年，康宏果家庭被评选为“全国五好家庭”。

时光回转，良渚曾经矿场遍地，开山炸石让山石裸露、满目疮痍，良渚文化岌岌可危。而现在青山还绿，遗址重生，这张世界级的文化“金名片”越来越亮眼。

这片土地不一般

康烈华很早就意识到脚下的这片土地不一般。

他出生于良渚安溪后杨村，“我小时候在田地里务农，在坟山间放羊，地上就有石箭头和青色磨光石头‘浮’在那里，我总当宝贝一样拾回家。”

后来他才知道，这些他经常当作玩具把玩的，就是良渚文化时期的石镞、石锛。

那是20岁的某一天，他去舅舅姚今霆家做客。姚今霆也是一位良渚文化保护者，还是良渚文化发现者施昕更的小学同学。康烈华在舅舅家看到了施昕更赠予姚今霆的考古报告《良渚》，书页已破旧，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小时候拾到的东西是一种文物！”

书中写到的有鱼尾纹的黑陶鼎片，过去在地里常有人挖到，大多直接敲碎，想到这里，康烈华一阵心痛。那以后，他加入了“良渚文化学会”，立志以保护良渚文化为己任。

1973年，就在那根电线杆所在的邻居家院子里，村民们在挖沼气窖时，山锄子挖到硬物迸出了一串火星。大家吃了一惊，用手向洞壁上掏挖，泥土细松发绿，一掏二掏竟一连挖出近十个圆形“玉饼子”。

这是良渚玉璧。

那时候，村民们对良渚文化和玉器完全没有概念，也不知文物的价值。33岁的青年康烈华知道后，便去动员邻居，“地下的文物都是国家的”。讲了很多道理，邻居同意捐献给国家。康烈华和侄儿两人，各拎了一个布口袋，装着15公斤左右的玉璧，送到了浙江省博物馆。

浙博人员看到这些宝贝也是大吃一惊，十分欣喜。两个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请对方出具一个收条。浙博打了收条，又给了他们两人五元钱，作为往返的车费。叔侄俩捐献完文物后高高兴兴回了家。

后来，康烈华也有一点遗憾：如果留一部分给当时的县文管会，当地的博物馆就会有一批镇馆之宝了。

1987年7月，他补上了这个遗憾——他把自己从小拾来的、精心收集的60多件良渚文化石器、陶器，捐献给了余杭县文管会。

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儿子康宏果对良渚文化也有了越来越深的认识。2006年，一件更传奇的事发生了。

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但他的选择却是必然的。

康宏果在自家竹园地（皇姑坟）上造房子，帮工们在墙基边缘西南角挖出了四个圆饼状的东西，又是玉璧！

这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良渚玉璧的价值，就有帮工偷偷将玉璧藏起来带回了家。康宏果立刻找父亲商议，决定把好不容易批出的造房子的事情先放一放，首先要去通知良渚遗址管理所的费国平所长和施时英副所长（施昕更之孙）。

他们得到的指令是，“一定要搞好保密工作，不能向外透露工地上出玉的消息。协助收缴好出土玉璧，一件也不能少。”

“文物跟我在一起最安全！”那天晚上，康宏果把车开到工地边上，抱着从帮工那儿收缴回来的玉璧，在车里守了一夜。

后来专家们都来了，挖掘现场，灯火通明，围观人群如潮水一般。后杨村皇姑坟遗址一共发现良渚文化墓葬九座，200余件珍贵文物由此露出真容，大型玉琮、玉璧、玉管、玉镯都有。这是康家最激动的一刻，他们自己成了传说。

曾经拿着标尺在良渚各村的墙上刷上“保护文物，人人有责”标语的康烈华，当时并不能预见，自己跟文物的缘分竟这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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