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歌万舞神韵独绝古今

来到展厅中间，八件大型陶俑陈列在前。王珅一一介绍，“我们这次展览最大的特色在于，展出的陶俑数量多、体量较大。”陶俑，不仅是精湛的古代艺术珍品，更为研究史学提供了宝贵参考。

传神的俑像，生动反映古人的生活形态和精神面貌。大唐的蓬勃向上，在一件件俑像中，不难窥得。

比如，脸盘圆润、施以粉彩的堕马髻仕女俑，尽显华丽富态美。女俑面含微笑、安然自若的眼神，对应着基于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超出其外的乐观自信。“薄粉轻朱取次施，大都端正亦相宜”，这是唐时女性特有的迷人。

再看这尊彩绘憩女卧驼俑——许是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胡人少女，长途奔波劳累，双臂在骆驼前峰上支撑着头便睡着了。疲惫又俏皮，楚楚惹人爱。

这些形态各异、目光熠熠的陶俑们，本身就代表了唐朝艺术家高超的想象力和审美水准。

在“千歌万舞不可数——娱乐”单元，一对名为三彩参军戏的俑像勾起了记者的兴趣。他们身着绿色小衫、黄色外套，手势夸张，表情傲娇。据介绍，这对唐三彩说唱俑，相当于现在的相声演员，一个逗哏，一个捧哏，面部刻画颇具喜感，神韵十足。

还有这件三彩骑骆驼奏乐俑——骆驼形体高大，双目圆睁，四腿立于方形托板上。骆驼双峰间，侧坐一胡人，左腿搭在右腿之上，右手抬起，左手握拳作持物状，胸前挂一腰鼓。

出土于唐墓的陶俑，不少是乐人舞工等形象，这恰恰是长安人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的写照。

音乐、舞蹈、游戏、杂技、击鞠、蹴鞠、博弈……高度繁荣的社会经济为他们的娱乐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开放的社会风气及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促进了长安乐舞、杂技、竞技等“散乐百戏”的创新发展。

关于娱乐的异彩纷呈，《长安之春》中也多有体现，如拔河、绳技、字舞、逗歌等。

在《“胡旋舞”小考》章节，作者提到“唐朝中国人大多喜欢西域的歌舞、乐曲、杂技之类。”而胡旋舞到底是怎样的？“这是由胡地传来的旋舞——一种旋转而跳的舞。”左旋，右转，舞急转如风。跳舞时，舞工大多“于一小圆毬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毬子上，其妙如此也。”

提到胡人，提到娱乐，就不得不提长安城酒肆中的胡姬。这是反映当时市井社会风俗不可或缺的一面。

在相关章节，著者这样表述，“路边酒肆里，浓妆艳抹的胡姬往夜光杯里倒着葡萄酒，以她们与‘平康三曲’歌妓不同的风情，令千金公子、少年游侠神魂颠倒。”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唐诗中，也多有内容可与之印证。

乐舞的曼妙、百戏的喧腾、驰猎的快意、对弈的文雅，无不造就着长安人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求新求奇的生活风尚。这鲜明的时代特征，正是一抹五彩缤纷的大唐色彩。

开放包容

中华民族血液基因

展览中，记者注意到，深目高鼻的胡商、胡姬陶俑形象尤其多；而在唐都人的生活中，不少饮食习惯、穿戴的衣饰、使用的器物以及宗教、绘画、雕刻、建筑、工艺、音乐、舞蹈等各方面，都融入了外来文化的元素，在展品中也多有体现。

在《长安之春》中，作者提出，“唐代中国，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时代。开元、天宝以后，这一取向尤为显著。”

随着丝绸之路的发达畅通，中西商业往来频繁，多元文化互鉴相融，使得当时的长安城、洛阳城等成了东西方交流的中心，也为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提供了更多选择。

依靠丝绸之路，无论商人，还是传教士、天文历法等学问家，或从事绘画、工艺、音乐方面的艺术家，还是杂技、魔术等艺人，纷纷来到长安。

“通过丝路这条重要通道，中国的元素也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其他国家，影响了他国的文化和人民生活。”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以从浙江走出去的蓝夹缬技艺为记者举了个例子。

作为一种地方传统印染技艺，蓝夹缬源自温州。但经考古发掘发现，它不光曾在敦煌、吐鲁番被使用，也传播到日本、俄罗斯等地，成为当地衣饰制造的重要方法。

以史为镜，鉴古知今。“丝绸之路精神，核心就是开放的、互利的、共赢的。各方文化在交流和冲击中，互学互鉴，才各自有了变化的动力和能力。”赵丰认为，丝路改变生活。交流的最终目的，要落到对老百姓方方面面生活的改善上、社会进步的推动上。

从一卷唐都长安人的生活小史，不仅读出盛世的伟岸繁荣、精致生活，更读出开放的格局、兼容并蓄的气魄，一个时代的强盛与博大，一个民族的坚韧与自信。

走在今天的西安城，穿行于大街小巷，千百年前在这里兴建都城的朝代，已经湮灭在历史的洪流中。但仍然奔腾不息的，是延续千载的巍巍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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