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报道 展览如书。展，不仅仅单纯展出器物或艺术品，更唤起观众内心对美的渴望，对文化的认同。这也便是书籍的功能。

看书亦如观展。阅读一本书，从序言到正文再到后记，一页页翻过纸张，读一字一句，也仿佛在读每一件展品。

一场展与两本书，如何邂逅？带着《唐长安城》和《长安之春》，我们来到“乐居长安：唐都长安人的生活”展览现场。展览由浙江大学和西安市文物局主办，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西安博物院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承办，中国丝绸博物馆提供展品支持。

书，描绘一座城，囊括过往的人和事；展，呈现一个过去，送给这个时代的我们。

一份密密匝匝的体验式手绘地图，细致入微；一本刻画长安人生活的著作，兼具诗意和考据。画面、章节，及展厅内各单元精致陈列的展品，一一对照，一幅唐长安人的生活画卷，随即徐徐在眼前展开。

唐长安城何止一日看尽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贞元十二年，46岁的孟郊奉母命第三次赴京科考，进士及第，喜不自胜，当即洋洋洒洒写下小诗《登科后》。

可长安城的繁华，又岂能一日看尽？我们先来整体观察这座让无数人魂牵梦萦的城吧。

“乐居长安”展览入口处，挂着一幅长安城复原图。细看，大明宫、太极宫、东西市等常在影视剧中出现的地名，跃然眼前。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研究展览部部长王珅向记者介绍，唐都长安始建于6世纪晚期的隋代，初名大兴城，后易名为长安。据现代考古勘探，全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

“其实跟你手上的这幅手绘地图《唐长安城》比照，细节之处也能吻合。”王珅说，长安城有东西向14条大街，南北向11条大街，共108坊。城内严谨的规划、完备的基础设施、高超的建筑水平，均遥遥领先于其时代，堪称当时世界范围内一座极度繁荣、富庶、文明的国际化大都会。

观察地图，我们不难发现，108坊大小不一。最大的是位于皇城西侧的义宁、金城等6坊和东侧的永兴、兴庆等6坊，是当时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居住的地方。

王珅认为，“长安城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宫城和皇城，还在于外郭城这108坊。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这里承载了他们的生活。”

顺着地图往南看，皇城两侧南边是东市和西市，分别占了两个坊的空间，是城内两大“CBD”。如今我们所说的“买东西”中的“东西”，便源于此。

打这么个比方：东市是当时达官贵人的聚集地，类似于现在说的奢侈品市场；西市接近丝绸之路起点开远门，有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的商人，相当于现在的进出口贸易市场。

恢宏壮丽的宫殿，匠心独具的宅第，商贾云集的市场……放眼千年前，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时的兴盛。

如白居易说，“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如李白说，“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如王维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古人诚不欺我。

衣食住行盛世里的日常

除了细致还原唐长安城的城市布局，《唐长安城》中，还有不少描述“唐长安城里的故事”“唐长安城里的生活”的内容。

疆域辽阔，经济鼎盛，军事强大，丝路畅通，使得唐都长安的居民，享受着当时最丰富的物质生活。

“民以食为天”，那就从“舌尖上的大唐”说起。大唐鼎盛之时，多元文化汇聚长安，其中不得不提美食文化。

关于“食”，《唐长安城》这样描写：“唐人吃饭很多地方都是一日两餐，早餐和晚餐。第一餐叫朝食，时间大约在日出以后，上午九点以前。第二餐，在下午四点左右。”

“唐代流行各种‘饼’食，用小麦研磨成粉做出的多样面食，为唐人所喜爱……蒸煮出的蒸饼也很流行，有点类似今天的馒头。唐代加了馅料的饼也叫笼饼，类似现在的包子。”

以上，在今天的秦川大地依然有迹可循。陕西人对面食的喜爱自不必说，咸阳等不少地区，依然沿袭着一天吃两餐的习惯。

关于“宵禁”，书中介绍：“每晚日落前击鼓，城门坊门关闭，禁止人员任意出行走动，每天早上击鼓开门，行人方可行走。”

但到了上元节（元宵节），宵禁暂停，“民间流行赏灯，男女杂游，热闹非凡”。关于“元宵观灯”，《长安之春》写得更妙。及至年关，我们不妨以此为例，来感受唐长安人的“乐居”：

“正值立春已过半月，春气萌动，且夜禁又被解除，因此在皎皎明月下，满城灯火如海，歌声钟声起于四方，人们盛装艳抹出行，兴高采烈”“无数灯笼连成一片，可与明月争光”“足不蹑地，浮行数十步”。

感慨了眼前的这片灿烂夺目，我们从书里抽离出来，继续看展览。“乐居长安”后半部分，主要遴选了一批与长安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一百七十六件（组）精品文物，以唐都人的衣饰、器用、饮食、出行、娱乐等主题，拼出长安人日常生活的一个个片段。

走到“千秋铜镜”专区，“金背瑞兽葡萄镜”引人驻足——这是一面八出葵花形，镜背贴金壳，纹有中国传统的瑞兽纹饰与西方传入的葡萄纹。两者巧妙结合，创造出了这活泼、开放又富神秘色彩的图案。这是唐代最具特色的新镜类。

“唐代制镜工艺十分兴盛，种类繁多、华美考究，在造型、纹饰、内容题材等诸多层面都实现了创新。”王珅说。古人以之映照妆容、装饰居所，或以之寄托相思、辟邪祈福，或比拟人物、喻德行。

镜，在他们的生活中，既具有实用功能，又有着精神层面的特殊意义。

从镜之后，又可映射出唐人的“乐居”——衣食住行，既有独具匠心的精妙巧思，又有生活意趣的精致追求。这恰恰体现了当时富足繁荣的时代风貌。

千歌万舞神韵独绝古今

来到展厅中间，八件大型陶俑陈列在前。王珅一一介绍，“我们这次展览最大的特色在于，展出的陶俑数量多、体量较大。”陶俑，不仅是精湛的古代艺术珍品，更为研究史学提供了宝贵参考。

传神的俑像，生动反映古人的生活形态和精神面貌。大唐的蓬勃向上，在一件件俑像中，不难窥得。

比如，脸盘圆润、施以粉彩的堕马髻仕女俑，尽显华丽富态美。女俑面含微笑、安然自若的眼神，对应着基于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超出其外的乐观自信。“薄粉轻朱取次施，大都端正亦相宜”，这是唐时女性特有的迷人。

再看这尊彩绘憩女卧驼俑——许是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胡人少女，长途奔波劳累，双臂在骆驼前峰上支撑着头便睡着了。疲惫又俏皮，楚楚惹人爱。

这些形态各异、目光熠熠的陶俑们，本身就代表了唐朝艺术家高超的想象力和审美水准。

在“千歌万舞不可数——娱乐”单元，一对名为三彩参军戏的俑像勾起了记者的兴趣。他们身着绿色小衫、黄色外套，手势夸张，表情傲娇。据介绍，这对唐三彩说唱俑，相当于现在的相声演员，一个逗哏，一个捧哏，面部刻画颇具喜感，神韵十足。

还有这件三彩骑骆驼奏乐俑——骆驼形体高大，双目圆睁，四腿立于方形托板上。骆驼双峰间，侧坐一胡人，左腿搭在右腿之上，右手抬起，左手握拳作持物状，胸前挂一腰鼓。

出土于唐墓的陶俑，不少是乐人舞工等形象，这恰恰是长安人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的写照。

音乐、舞蹈、游戏、杂技、击鞠、蹴鞠、博弈……高度繁荣的社会经济为他们的娱乐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开放的社会风气及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促进了长安乐舞、杂技、竞技等“散乐百戏”的创新发展。

关于娱乐的异彩纷呈，《长安之春》中也多有体现，如拔河、绳技、字舞、逗歌等。

在《“胡旋舞”小考》章节，作者提到“唐朝中国人大多喜欢西域的歌舞、乐曲、杂技之类。”而胡旋舞到底是怎样的？“这是由胡地传来的旋舞——一种旋转而跳的舞。”左旋，右转，舞急转如风。跳舞时，舞工大多“于一小圆毬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毬子上，其妙如此也。”

提到胡人，提到娱乐，就不得不提长安城酒肆中的胡姬。这是反映当时市井社会风俗不可或缺的一面。

在相关章节，著者这样表述，“路边酒肆里，浓妆艳抹的胡姬往夜光杯里倒着葡萄酒，以她们与‘平康三曲’歌妓不同的风情，令千金公子、少年游侠神魂颠倒。”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唐诗中，也多有内容可与之印证。

乐舞的曼妙、百戏的喧腾、驰猎的快意、对弈的文雅，无不造就着长安人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求新求奇的生活风尚。这鲜明的时代特征，正是一抹五彩缤纷的大唐色彩。

开放包容

中华民族血液基因

展览中，记者注意到，深目高鼻的胡商、胡姬陶俑形象尤其多；而在唐都人的生活中，不少饮食习惯、穿戴的衣饰、使用的器物以及宗教、绘画、雕刻、建筑、工艺、音乐、舞蹈等各方面，都融入了外来文化的元素，在展品中也多有体现。

在《长安之春》中，作者提出，“唐代中国，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时代。开元、天宝以后，这一取向尤为显著。”

随着丝绸之路的发达畅通，中西商业往来频繁，多元文化互鉴相融，使得当时的长安城、洛阳城等成了东西方交流的中心，也为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提供了更多选择。

依靠丝绸之路，无论商人，还是传教士、天文历法等学问家，或从事绘画、工艺、音乐方面的艺术家，还是杂技、魔术等艺人，纷纷来到长安。

“通过丝路这条重要通道，中国的元素也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其他国家，影响了他国的文化和人民生活。”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以从浙江走出去的蓝夹缬技艺为记者举了个例子。

作为一种地方传统印染技艺，蓝夹缬源自温州。但经考古发掘发现，它不光曾在敦煌、吐鲁番被使用，也传播到日本、俄罗斯等地，成为当地衣饰制造的重要方法。

以史为镜，鉴古知今。“丝绸之路精神，核心就是开放的、互利的、共赢的。各方文化在交流和冲击中，互学互鉴，才各自有了变化的动力和能力。”赵丰认为，丝路改变生活。交流的最终目的，要落到对老百姓方方面面生活的改善上、社会进步的推动上。

从一卷唐都长安人的生活小史，不仅读出盛世的伟岸繁荣、精致生活，更读出开放的格局、兼容并蓄的气魄，一个时代的强盛与博大，一个民族的坚韧与自信。

走在今天的西安城，穿行于大街小巷，千百年前在这里兴建都城的朝代，已经湮灭在历史的洪流中。但仍然奔腾不息的，是延续千载的巍巍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