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见证

    杭州凤凰寺所藏阿拉伯文墓碑有的保存完好，有的已有残损。按照其铭文体例，墓主生卒年等信息在最后一行，刻在墓碑的最下端，比较容易残损。

    凡纪年信息尚存的，都显示为元代，其余墓碑形制大致相同，年代相去不远。墓碑铭文显示，在这些墓主人中，有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人和突厥人；其所从事的职业，有商人、行省高官、军事官员，以及纯粹的宗教人士；从宗教派别看，有逊尼派、什叶派、苏菲派；他们多从陆路而来，有一位墓主甚至就来自汗八里，即大都（今北京），也有个别通过海路而来。

    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普遍较高。如伊斯兰先贤卜合提亚尔，全名“不花剌人异密·卜合提亚尔·宾·补白克·宾·乌马儿”，无论地望、父祖姓名，都显示他应当出自元代赫赫有名的赛典赤家族。该家族世镇云南，有一支后裔在江浙行省担任行省高官。其他墓主虽然族源各不相同，但社会地位都较高。

    种种证据表明，元代杭州穆斯林人口繁庶，大商富贾众多，聚居区位于市中心繁华地带，面积广大，拥有数座清真寺。这种繁荣显然深深植根于当地社会经济中，而不仅仅能用单纯的政治原因所能解释。

    在宋元时代，中国海商与阿拉伯、波斯海商在印度西南部进行大规模中转贸易，并与地中海、波罗的海贸易圈遥相呼应。杭州，作为江浙行省省会和京杭大运河南端城市，是这些港口进入腹地的重要节点。

    通过大运河，杭州与大都直线贯通，而大都作为元代的首都，甚至是当时欧洲商人的目的地。在元代和平时期，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前所未有地畅通无阻。墓碑铭文反映，数位墓主经商泛海远至巴格达，并前往麦加朝拜。细香料、药材和宝石是其贩卖的重要商品。也有墓主自陆路而来，并不排除经商的可能。墓主们雄厚的财力显然与他们从事海外贸易有关。

    与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相比，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特征。彼时聚居于“蕃坊”的穆斯林多为阿拉伯或波斯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来。而元代杭州穆斯林无论其族源的多元性、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度、聚居区繁华程度，都是唐宋蕃坊不能相比的。

    这批墓碑还有一个有趣的特征：其形制为穆斯林式，使用语言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许多刻纹却是明显的汉式。

    这个特征是富有意味的。其告诉我们，“全球化”并不始于今天，早在700年前，其所达到的程度已经超出我们想象。那是一种既保持某种共同的认同，又宽容而多元的“全球化”。这在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今天，足以令人震撼。

    （本文得到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及杭州文史研究会大力支持，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