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涂朱牛骨刻辞(正面)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在中国古史研究中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正是在这一年，王懿荣在北京的药铺发现药材“龙骨”上有字符刻痕，遂认定它是早期文字，于是揭开了上古文字研究的新纪元；王懿荣也成为世纪三大发现（即甲骨文、竹木简、敦煌及西域文书）的第一位考古与历史大师——这一故事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常识。但其中还有许多细节有不少出入，却尚未引起注意。有必要通过发掘、拈出、提示出其间关钮，以有利于进一步思考与梳理。

首先是最早发现时间，并非是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而是早在同治年间（1862一1874），河南安阳小屯村即出现许多出土古物。“埋藏物多，每耕耘，或见稍奇之物。随即其处掘之，往往得铜器、古泉、古镜等，得善价”（罗振常《洹洛访游记》）。我以为其时龟甲兽骨也一定在其例。只不过它形态简陋，又数量众多，实在是甚不起眼。村民发现，少部分洗净后的甲骨上有刻痕划迹，亦不知其意味；但在出售这些龟甲兽骨，倒反是没有刻痕的卖得火，有刻痕的无人问津。因为药铺收得这些龟甲兽骨，是把它们磨成粉末，求安神消炎、愈疮生肌之効，尤其是可以作为刀剑伤的止血之药。从制药的立场看，没有刻痕的被当做入药的，称“龙骨”，需求量大，市场看好。农夫在农田检到龟甲，知道是“龙骨”，送到药铺求售，数量甚多，于是药铺挑肥拣瘦，没有刻痕的全收，有刻划的被视为残损而遭拒收，为求售而把刻痕刮掉，在当时是农夫们常见的做法。

——这是在已有文字刻划的甲骨片上刮去刻痕的例子。

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潍县古董商范春清携龟甲到天津求教于学者王襄和孟定生，并索价“计字论值，每字一金（银一两）”。事见王襄撰《题易稆园殷契拓册》及《与陈梦家札》所述。其后又将剩余的大部分龟甲携往北京求售于王懿荣，获巨资收购，据说得三千金。

范春清是个商人而非学者，所以赚钱之外，对于文字释义考史，他毫无兴趣。售龟甲以字计金，初试即暴得大利，但传播广，人人收甲骨渐渐皆以有文字为重，但出土无字甲骨更数量巨大，除药铺外无人问津，有砸在手里无法出手之风险，遂动脑筋将这些甲骨雇高手刻上字痕再埋入土中，又混杂真品带字甲骨一起出售。当然获利丰厚，当时甲骨初兴，谁也不作赝品伪造之想。但甲骨材料虽真，而补刻文字时出讹误，刻工不谙甲骨文字规律，信手刻划，也为后世甲骨文专家识读带来极大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说，范春清在发现甲骨有功的同时，又是伪造甲骨刻划文字的罪人。

——这是在无字甲骨片上补刻伪造的例子。

王懿荣之子王汉章著《古董录》，有如下记载：

光绪己亥、庚子间，潍县估人陈某闻河南汤阴县境小商屯地方出有大宗商代铜器，至则已为他估席载以去，仅获残鳞剩甲，为之嗒然。乃亲赴发掘地查看，唯见古代牛骨甲板，山积其间。询之土人，云牛骨椎以为肥田之用，龟板则药商购为药料耳！估取其稍大者，文字行列整齐，非篆非籀，携归京师，为先公（王懿荣）述之。先公索阅，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乃畀以重金，嘱令悉数购归。仅此一批，而庚子难作，先公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