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30周年，由考古专业改为考古系，邀请一批考古专家做讲座。牟永抗是唯一一位专程被邀请的省外专家。

这是自他1954年参加北大考古培训班后，30年后再一次回到北京。

牟永抗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秀才，父母均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他于1933年出生于北平，6岁时回到家乡，由祖父单独督导国文。

长大成人，他选择了和父亲不一样的道路——加入了新民主义青年团，成为学生中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有一年，组织上交给他一项政治任务，让他写信叫在国统区工作的父亲回到家乡。父亲回乡后，不明不白地死于阶级斗争。

因父亲“国民党”身份，他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经历了不胜唏嘘的世态炎凉。史前研究被迫中断，论文没有自己的署名权，还被明令禁止上北京。

多年后，他终于站上北大的讲台。巧合的是，讲课的教室，就是他当年参加培训班时的宿舍。而讲台，正是他当年睡的床铺的位置。

他站在讲台上，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他以为是中山装的搭扣太紧，解开。还是发不出声。再解开一个扣子，还是不行。几秒钟后，两行热泪涌出眼眶，他终于蹦出了第一句话。

他没有照着讲稿念，却滔滔不绝。底下是几百双年轻的明亮的眼睛：“我是对着他们求知的眼睛在讲课”。

原本两场讲课被增加到六场，他在北京待了一个半月。

每天晚上，他的宿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老师，有学生，还有外国留学生，向他请教各种考古学问题。

在北大的这一个半月，成为他人生中两个愉悦期之一。

另一个愉悦期，是在退休后。美国多家著名学府邀请他做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他做了六次演讲，主题围绕玉器时代和东方太阳神崇拜而展开，场场爆满。美国首都的弗利尔博物馆专门给他发了个特殊的出入证，无需任何人陪同，可以打开任何仓库的门。“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在国外可以得到这么高的礼遇，非常高兴”。

在美国，他结识了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两人相见恨晚。聊了许久，才知道张教授是更早提出“玉器时代”这一观点的考古学家。“他把玉器时代放在国际视野中来研究，这也提醒我，要以地球村的眼光来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

其实，在牟永抗一生的学术生涯里，提出过很多重要观点。比如，他提出太湖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打破了传统的一元传播论和中原中心论。良渚遗址群发掘后，他围绕以玉器为代表的良渚文化，阐述了东方史前时期太阳神崇拜等论点，重新提出了“玉器时代”的重要观点，推进了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研究。

前不久，浙江文物考古所发布2012年度考古重大发现：在浙江永康发现了更早的人工栽培稻谷，距今11000年。此前发现的最早人工栽培水稻，是1971年在河姆渡发现的，距今7000年。

对牟永抗来说，这意味着一个新的课题研究。“以水为背景的东亚大地的东南部，以湿地为主体的水稻种植反映了什么样的聚落形态和生存状况？以浙江东南为主体的东亚湿地，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是我退休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希望有更多的考古界人士，以地球村的眼光来做这方面的探索。”

“考古不能和经济利益挂钩，这有违考古学的本质。”

1995年，有人提议把和田玉改为中国玉，牟永抗当场拒绝了，他不签，后面的人也不敢签。

中国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1920年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尽管他们都不是考古学专业，但都希望借此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用更科学的资料来研究历史。

牟永抗讲了一个故事：湖州人慎微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之江大学教务长。1956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是浙江省按照田野考古规程操作的第一次发掘，就是慎微之老先生写信呼吁抢救保护的。1952年，他被下放到家乡湖州，在乡下一所中学当英文老师。“星期天，老先生拎个篮子，到吴兴县村头田间找东西。”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牟永抗说，“因为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考古学代表的是整个知识群体的觉醒。”

1995年，牟永抗应邀去新疆参加一个和田玉的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主办方递过来一个文件，请专家签字。他坐主席台上第一个位置，文件第一个给了他。原来是一份把和田玉改为中国玉的提议，有人想用20年，把新疆和田玉开采完。开会地点的周边已经分片包给农民，挖土机日夜挖掘，一塌糊涂。

牟永抗当场拒绝了。他说：和田玉只是个俗称，并不是科学命名，主要用途并不是做工艺品，而是做消防材料的。他没签，后面的人也不签；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不签，下面的人自然更不敢签。

“你看某个古代名人墓的发掘，在电视上直播，挖到一个东西就可以拿出来展示，这完全是违反考古最基本的程序啊！他们挖这个墓，并不是为了在王侯墓葬制度上有什么突破，而是为了地方经济利益。这是一种堕落。”牟永抗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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