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永抗的考古人生
杭州网 发布时间：2013-02-21 03:58
半个月后，牟永抗被派去参加老和山遗址考古发掘（即现在浙大玉泉校区学生宿舍U字楼），这是解放以后，浙江省的第一次考古野外作业，由华东文物工作队主持发掘。
宿舍的基础建设由当时的“劳改队”承包。劳改犯们拖着铁链在地里挖啊挖，然后“报告队长，这是不是文物？”
那是夏天，牟永抗穿着短裤，打着赤膊，跟在王文林老师后面，王文林确认后，他就给文物拍个照，作为记录。
他以为那就是“考古”。
第二年，他去北京大学参加考古训练班。郭沫若亲自教授奴隶社会史，尹达讲原始社会史，翦伯赞教封建社会史，裴文中讲旧石器考古学，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家。
第一堂课是裴文中先生的课。课讲完了，认为有过“考古实践”而自我感觉良好的牟永抗举手提问：“裴先生，你讲近年中国考古学，为什么没有讲老和山发掘？”
裴先生看着他，面无表情，一字一句：“这不是考古，这是捡东西！”
他被震到了。
牟永抗的考古生涯，从这里才算正式开始。
当年傅斯年先生做过一副对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牟永抗认为，傅先生把考古学概括得很全面、很生动。“所以我们在劳动人民心中的形象也是很奇怪的，被认为是‘抓蛇的’，好一点的话，认为是拉电线杆的。”
1953年至1955年，牟永抗跑遍了杭州周边地区，最南温州，最北嘉兴，可以找到史前文明的线索，都去看过了。1958年，他在龙泉县的东区，发现了72个窑址，各个窑址的标本不能放一起，只能分别放在布袋里，背在身上。在汽车站等汽车，两位大嫂看着他笑：“同志，你看看你身上有几个袋子”？她们帮他数了数，一共17个。
“考古本来就是为了解读真实的历史。如果资料是不正确的，证据都是假的，怎么还原历史？”
“但是在解读证据时，需要科学严谨的态度，”他说，“人类的历史是不断被认识的，有时候，我们的解读可以出错，错了可以再改，但我们的证据不能改。”
他举了个例子。“有人认为，几千年前的良渚人是左撇子，那是因为出土到的镰刀刀刃口和现代是相反的，似乎这就是证据。但如果古代良渚人和现代海南岛黎族妇女一样，并不连稻秆一起收割，只割稻穗，那就不一定用左手了。”
“坐着消防车去河姆渡，这种经历让我感觉，保护文物真如救火一般。”
有一年发掘，住在余杭安溪乡政府，办公室腾不出来，只好把猪圈里的猪迁走，打扫干净，铺上一层稻草，落脚。
牟永抗刚入文管会时，郑振铎任国家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要求各地文管会配合经济建设，进行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浙江的工农业发展，给了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很大的舞台，亦成就了浙江考古事业最初的“黄金时代”。
20世纪60年代以前，牟永抗参与并见证了浙江省内几乎所有重要考古项目的发掘——湖州钱山漾、邱城、淳安进贤高祭台遗址等。1971年，中断了十年的浙江考古事业逐渐恢复，当时只剩下朱伯谦和梅富根两位考古人员，牟永抗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下放劳动，算作编外人员，但仍全身心投入到全省文物人员的培训中，并参与、主持了大名鼎鼎的河姆渡、良渚遗址的发掘。
浙江的史前文明进程，也由此得以往前一提再提，并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上处于领先地位。
早些年，考古条件艰苦，地点多在偏远野外，无代步工具，仅靠两条腿。有一年发掘苏家村，住在余杭安溪乡政府，办公室腾不出来，只好把猪圈里的猪迁走，打扫干净，铺上一层稻草，落脚。
“我们对工作一腔热情。辛苦算什么，挖到真东西，那才叫真高兴哩。”
1957年底，湖州邱城遗址发掘。收获的陶片，足足装了四百多麻袋，雇了一只20吨的木船运回杭州，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轰动的事件。发掘的三个多月里，牟永抗没有刮过一次胡子，也没有理过一次头发， 24岁的他，被当地老百姓认为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
1971年11月，牟永抗参加河姆渡第一次发掘。“去现场没有车子，我们就向邻近文化馆的县消防中队借了一辆消防车，像消防队员一样单手紧握拉杆，侧身分立消防车两侧。这种经历，感觉保护文物真如救火一般。”
凭着这股紧迫感和责任感，河姆渡发掘中，他们发现了比邱城年代还早的文化层，提出了河姆渡“一至四期”的概念。在第四层发现了7000年前人工栽培的稻谷，成堆成堆的，黄绿黄绿的，还发现了很多木质工具，排列有序的木桩，最长的一排23米。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专程赶到现场，目瞪口呆，惊叹不已。
1986年，良渚反山墓的发掘则考验了坐镇主持的牟永抗的耐心。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记者 庄小琴 文 编辑：何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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