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厨房的架子上钉着每桌的菜单。
都市快报报道 这是一天中最舒服的时间。
3月7日下午4点一刻,阳光从外面斜照进来,打在最挨着门口收银台的一张桌子上,4副消毒塑封好的白色瓷碗筷,懒洋洋地趴着;玻璃门两侧各是水族箱,左边上下四层,养着鱼虾,氧气机打着,咕噜噜冒泡;右侧两层是牛蛙和黄鳝,几只牛蛙很舒服地趴着,水没过肚皮,下颚一鼓一鼓吹着泡……似乎都在享受着夕阳西下带来的最后一小段安静时光。
再过一个小时,客人们就该进店了。
沈伟明从后厨拎出一袋豌豆准备剥壳,这是他早上从杨家村菜场挑的,“今天的豌豆很嫩,这一袋二十几块钱咧。”
“我一般是用虾仁来炒,卖28块一份,吃的人有的,但是备得不多的。”一旁搭话的是沈伟明的姐夫汪建国,他是这家店的灵魂,老板皆大厨。
从店里望出去,门口落地玻璃上,“欢迎光临,酒菜面饭”八个红字已经有些褪色。汪建国说,这几个广告字都已经有20多年了。
常来这里吃饭的街坊都知道,这家饭店很早就在了,但很少人清楚,它已经开了34年。4月15日,位于中山北路天水桥附近的天厨酒家就要关门了。

昨天傍晚6点,顾客们在天厨酒家吃饭,他们大多是熟客。
四十来方的人间烟火
天厨酒家店不大,四十来方,六七张桌子,没有包厢,一眼看得到头。
每当夜幕低垂,在这有限的店堂内,就会上演无限的人间烟火。来的都是熟客,三天两头要打照面,有的没的搭几句家常,互相派根香烟,喝美了也相互提上一杯,嗓门大一点的,基本就是街坊脱口秀了,讲点啥,隔壁几桌不听都不行。
聊的都是些家长里短,女儿女婿出国啦,小孙女上二年级了,前两天体检出来几个指标有点问题,退休工资上个月涨了一点……
4月15日,天厨酒家所在的小北门这一排临街的房子要拆,说是边上天水小学扩建。得知这个消息,老熟客们这几天来吃饭的次数密了,都带着一种“告别”的情绪。
“还开吗?”
“附近找个店面,继续开啊!”
“我给你打听打听哪里有好的铺面。”
“几十年了,突然不开,怪可惜的!”
面对一拨一拨老客们的挽留,汪建国和沈伟明总是憨憨地笑笑。
“我是无所谓,主要看他,菜是他烧的,他做主。”沈伟明对一位老客说。
“不开了,年纪大了,心脏不好,吃不消做了,”汪建国摆摆手,“去年夏天开始的,感觉到心慌气闷,厨房就这么点大,夏天没有空调的,在里面很热很热的。”

汪建国(右)和沈伟明在店里等待客人。
为了生计,破墙开店
这里原先是沈伟明一家五口的住房。
沈伟明姐弟三个,大姐、二姐、到老幺的他,都是相差2岁,父亲原来在浙建二公司干混凝土工,母亲是江干建筑公司职工幼儿园的工人。一家五口原本挤在这里,上世纪80年代,大姐先嫁人搬了出去,五口人变成了四口人。
1986年10月,父亲被派到宁波镇海造发电厂,在拉翻斗车的时候,一大捆油毛毡从车上倒下来,重重地砸在了父亲后颈椎上……
“拉到医院抢救,一个星期,没救回来。”父亲是54岁走的,那一年,沈伟明18岁,二姐20岁,大姐22岁,一家人又从四口变成了三口。
“我是8岁就住进这间房子了,房子是父亲单位分的。”沈伟明回忆说,“父亲走后家里就拮据了,我记得我母亲一个月收入是40块钱,父亲是45块钱,一下子家庭收入的一半就没了,顶梁柱倒了,最大的经济来源没了。”
“后来么单位照顾,给我们家开了张证明,同意破墙开店,我们再拿着证明去天水街道申请营业执照。家里有点积蓄,加上父亲赔下来的三千块钱,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点,凑了大概毛一万块钱。”1988年12月8日,天厨酒家开张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