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天气阴冷，飘着雪花。袁敏哥哥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于是，袁敏的哥哥、李君旭、阿斗、晨光等一帮年轻人集聚到“大耳朵”家，“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大家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邓小平的名字，李君旭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当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袁敏的哥哥说：民众现在

那一天他们聊得很晚，聊到周总理逝世前会不会留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的话总理会说到什么。

那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大家又集中到李君旭家聚会，在昏黄的灯光下，李君旭拿出两张薄薄的纸，上面是手写的“总理遗言”，李君旭平静地告诉小伙伴，这是他从别处抄来的。这些热血青年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

抄录了“总理遗言”的几个人，无一例外都将它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速度再传给周围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这样，一份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二十三岁小工人之手的“总理遗言”，在很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传遍几乎整个中国。

“遗言”的出现成为当时的轰动新闻，被有关方面高度重视。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爆发后，“总理遗言案”作为头号反革命事件受到追查。

1976年5月5日，一辆吉普车开进杭州汽轮机厂，4名警察带走了正在上班的李君旭。

“总理遗言”案让很多人受到牵连。李君旭他们被公安局分为了两类，七个“要犯”被秘密送出杭州押往北京，另外五人被以同样隐秘的方式押往临安天目山。

5月27日，公安部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李君旭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

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那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粉碎，李君旭炮制的《总理遗言》又被看作一篇勇敢表达全国人民心声的反对“四人帮”战斗檄文。

1977年年底，李君旭出狱，回到原单位杭州汽轮机厂。

公安部最终的复查结论里“积极反对‘四人帮’”的肯定，让他一时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和青年领袖，在杭州名声大振。后来，他先后担任过杭州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浙江日报》文教部副主任、《东方青年》总编辑等职务。

昨晚，袁敏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当年为了挖出李君旭背后更深的“主谋”，对他采用了刑讯逼供，用强光连续几天照射头部让他无法入睡，极其严重地摧残了李君旭的身体和精神。

在被关押北京的18个月里，李君旭因为严重失眠、精神崩溃开始服用安眠酮，逐渐形成了严重的药物依赖，几乎等同于毒瘾。

他时常会在众人面前突然摔倒，半夜还曾起来梦游，从天窗爬进自己的办公室，留下大脚印，然后第二天自己又去报案说屋里进了小偷……1980年代末的一天，他再次重重摔倒，头部淤血，手术失败，从此身体再也没有恢复正常。后来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妻子也离开他远赴异国。

即使这样，李君旭依然非常豁达乐观。

快报文体部主任朱晓东曾和李君旭有过多年交往，昨晚他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文学青年，李君旭是《东方青年》的总编，他对杭州的文学青年们特别友好。

朱晓东说，李君旭是个相当热情好玩的人，这么多年过去了，留在自己脑海里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笑声，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哈哈大笑。

经过多年之后，又有一种说法，当年轰动一时的“总理遗言”，竟和爱情相关。

袁敏在她的著作中写道：

“失恋后产生的无名冲动和勇气，激发了蛐蛐儿潜意识中一直蛰伏着的想冲天而起一鸣惊人的深刻念头。他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给J看，向J和J周围的所有人证明自己并非庸人鼠辈……”

“大耳朵清楚地记得，后来被公安部定性为制造‘总理遗言’的‘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上，蛐蛐儿进来时明显红肿的眼睛。大家都知道他刚和J见过面，那是J决定和蛐蛐儿分手的最后一次谈话。按我哥的说法，J和蛐蛐儿的分手就像在点燃的干柴上浇了一盆滚烫的油！而‘狗肉聚会’之后的一两天，震惊中外的‘总理遗言’就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