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梁启超编了一本《德育鉴》。当时，他正在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期待这本只有几万字的小书，能有助于造就一个健全的人格。

近日，《德育鉴》由译林出版社再版，成为浙江大学中西书院的指定教本，并配以院长刘东教授为此重新解题所著的《德教释疑》。《德育鉴》的内容大都是历代思想大家的语录。

时过境迁，他们的镜鉴还能为现在的青年学子解疑释惑吗？为此，记者采访刘东教授，听他谈经历、谈书院、谈如何从传统中汲取“德”的养料并成为一个有德的青年。

书院新开

旧典重用

2009年，刘东教授受聘于清华大学，主持复建了国学研究院；2020年，他又受聘于浙江大学，主持中西书院。每一次，他都指定梁启超的这本《德育鉴》作为教材。

“下学期，我要给竺可桢学院的孩子们上这门课”，刘东说，这“可能是唯一的一门必修课”。

通识教育是当下大学的热词。而刘东认为，通识里最要紧的就是“德”。这是为人的根本。

刘东最近读了不少脑科学、古生物方面的书。他举了个例子，早期的猿人能点火，能举着火把将身量大几个等级的猛犸象都给赶到山崖下去。刘东说，这里当然有智慧，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一个集体，他们开始有道德，他们有连接自我的能力。

刘东说，古代的大哲早就感受到此。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也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道德是人的基本，是一种随时随地的修养。

1905年的梁启超必然也是有感于此，才编了《德育鉴》。当时的清华国学院现在已经是传奇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五大导师更是名动天下。

“我刚调到清华，准备重建国学院，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梁启超的。在五大导师中，觉得自己跟他最投契。”刘东说，因为梁启超的个性更舒展，性情更坦然，人格也更雅正——传统的儒家精神，在梁启超那里相对保留得更加完整。“陈寅恪和王国维上课时，其实大家很少听得懂。”刘东笑着补充说。

成立于2020年9月的浙江大学中西书院有点像另外一个国学院。只是听名字就知道，它更强调中西学术的打通。用官网上的说法，这是一个“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复合型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平台。目前受聘的导师有刘东、梁治平和刘迎胜，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学者。刘东并兼任书院的院长。

因为筹备和疫情，书院到去年才开始正式运行，许多工作还没有完全展开——比如邀请国内外名家来讲学、准备各种教材。这本《德育鉴》是刘东最先提出来希望再版的。

梁启超倒是在序言中明确说过，这本书不可以作为教科书，因为体裁不一样，但希望有志之士，能日置其右，当一良友。刘东说：我们是拿来救急的，但也确实考虑到了大家开读此书，仍需讲究一点阅读的方法，所以给每个部分，都写了两篇题解。

写着写着，刘东觉得情况并不简单。虽然那都是些考虑已久的问题，大概花半小时就写了提纲，但真要铺陈开来，远比预想的要费力气。他想讲述的不是学术界的现成结论，而是像写论文那样，去引证、去立论、去驳议。

刘东记得他写得很快，当时自己的藏书都没来得及搬到杭州来，问人家借了一个办公室就开始写，每天三四千字。写完一看，比原书的字数多出数倍，再塞在里面，未免太喧宾夺主，只好独立出来，成为一本专门的著作《德教释疑》。

不过转念想想，反而更好。刘东说，这样也就有了两种“通识教材”，一本作为初始脚本，一本作为参考读物。

刘东希望这本解读也能传之于后世。在这里，他重新阐发了诸多他心目中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理解。用他的话来说，是“全部都格式化了”。

以德为鉴

延续对话

《德育鉴》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在这本书里，梁启超精选出先秦至明清65位先贤421条格言语录，分为“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编，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并加按语跋识。

《德育鉴》这个书名意味着以古代伟大人格为对照、为镜鉴。《德育鉴》初刊于《新民丛报》，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单行本，风靡一时。

梁漱溟先生在《我的自学小史》中回忆道：“任公先生有《德育鉴》一书……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胡适坦言自己读了《德育鉴》等书，才萌生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

刘东对《德育鉴》的兴趣，部分起于清华那个很有文采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他到了清华国学院，就很想追问，这种足以载物的厚德，到底是怎样一种德性？这种自强不息的君子之风，又属于何种伦理范畴？再进一步，刘东说，我们还可以发问，我们这个向称礼仪之邦的文化共同体，究竟凝聚和涵盖着怎样的价值？

梁启超编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就是试图来回答这个问题。书中每一条目都与人生的某种修炼相呼应。比如，《辨术》即是要辨明心灵的方向，《立志》即是要立下坚定而符合大道的志愿。

刘东说，中国文化固然有着丰富的面向和层次，但谈论道德修养的话语，才堪称正宗和主流，才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底色，才展示了这种文明进程的厚度。这在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论语》里体现得最为充分。梁启超的编选，也差不多每一部分都从《论语》的引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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