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梁启超编了一本《德育鉴》。当时，他正在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期待这本只有几万字的小书，能有助于造就一个健全的人格。

近日，《德育鉴》由译林出版社再版，成为浙江大学中西书院的指定教本，并配以院长刘东教授为此重新解题所著的《德教释疑》。《德育鉴》的内容大都是历代思想大家的语录。

时过境迁，他们的镜鉴还能为现在的青年学子解疑释惑吗？为此，记者采访刘东教授，听他谈经历、谈书院、谈如何从传统中汲取“德”的养料并成为一个有德的青年。

书院新开

旧典重用

2009年，刘东教授受聘于清华大学，主持复建了国学研究院；2020年，他又受聘于浙江大学，主持中西书院。每一次，他都指定梁启超的这本《德育鉴》作为教材。

“下学期，我要给竺可桢学院的孩子们上这门课”，刘东说，这“可能是唯一的一门必修课”。

通识教育是当下大学的热词。而刘东认为，通识里最要紧的就是“德”。这是为人的根本。

刘东最近读了不少脑科学、古生物方面的书。他举了个例子，早期的猿人能点火，能举着火把将身量大几个等级的猛犸象都给赶到山崖下去。刘东说，这里当然有智慧，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一个集体，他们开始有道德，他们有连接自我的能力。

刘东说，古代的大哲早就感受到此。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也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道德是人的基本，是一种随时随地的修养。

1905年的梁启超必然也是有感于此，才编了《德育鉴》。当时的清华国学院现在已经是传奇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五大导师更是名动天下。

“我刚调到清华，准备重建国学院，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梁启超的。在五大导师中，觉得自己跟他最投契。”刘东说，因为梁启超的个性更舒展，性情更坦然，人格也更雅正——传统的儒家精神，在梁启超那里相对保留得更加完整。“陈寅恪和王国维上课时，其实大家很少听得懂。”刘东笑着补充说。

成立于2020年9月的浙江大学中西书院有点像另外一个国学院。只是听名字就知道，它更强调中西学术的打通。用官网上的说法，这是一个“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复合型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平台。目前受聘的导师有刘东、梁治平和刘迎胜，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学者。刘东并兼任书院的院长。

因为筹备和疫情，书院到去年才开始正式运行，许多工作还没有完全展开——比如邀请国内外名家来讲学、准备各种教材。这本《德育鉴》是刘东最先提出来希望再版的。

梁启超倒是在序言中明确说过，这本书不可以作为教科书，因为体裁不一样，但希望有志之士，能日置其右，当一良友。刘东说：我们是拿来救急的，但也确实考虑到了大家开读此书，仍需讲究一点阅读的方法，所以给每个部分，都写了两篇题解。

写着写着，刘东觉得情况并不简单。虽然那都是些考虑已久的问题，大概花半小时就写了提纲，但真要铺陈开来，远比预想的要费力气。他想讲述的不是学术界的现成结论，而是像写论文那样，去引证、去立论、去驳议。

刘东记得他写得很快，当时自己的藏书都没来得及搬到杭州来，问人家借了一个办公室就开始写，每天三四千字。写完一看，比原书的字数多出数倍，再塞在里面，未免太喧宾夺主，只好独立出来，成为一本专门的著作《德教释疑》。

不过转念想想，反而更好。刘东说，这样也就有了两种“通识教材”，一本作为初始脚本，一本作为参考读物。

刘东希望这本解读也能传之于后世。在这里，他重新阐发了诸多他心目中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理解。用他的话来说，是“全部都格式化了”。

以德为鉴

延续对话

《德育鉴》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在这本书里，梁启超精选出先秦至明清65位先贤421条格言语录，分为“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编，按照修身的方法和步骤摘录编排，并加按语跋识。

《德育鉴》这个书名意味着以古代伟大人格为对照、为镜鉴。《德育鉴》初刊于《新民丛报》，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单行本，风靡一时。

梁漱溟先生在《我的自学小史》中回忆道：“任公先生有《德育鉴》一书……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胡适坦言自己读了《德育鉴》等书，才萌生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

刘东对《德育鉴》的兴趣，部分起于清华那个很有文采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他到了清华国学院，就很想追问，这种足以载物的厚德，到底是怎样一种德性？这种自强不息的君子之风，又属于何种伦理范畴？再进一步，刘东说，我们还可以发问，我们这个向称礼仪之邦的文化共同体，究竟凝聚和涵盖着怎样的价值？

梁启超编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就是试图来回答这个问题。书中每一条目都与人生的某种修炼相呼应。比如，《辨术》即是要辨明心灵的方向，《立志》即是要立下坚定而符合大道的志愿。

刘东说，中国文化固然有着丰富的面向和层次，但谈论道德修养的话语，才堪称正宗和主流，才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底色，才展示了这种文明进程的厚度。这在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论语》里体现得最为充分。梁启超的编选，也差不多每一部分都从《论语》的引用开始。

在刘东看来，这些重要的话题，包括一整套作为其基调和特色的学术话语，在千百年里不间断地被接续研讨和讲谈着。《德育鉴》里汇编起来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贯穿文明始终的“接着讲”的进程。

从孔孟到程朱，到康梁，一直来到现在，只要中国文化不断传承下去，它就必然包含着对后学的无尽期许。要求把这种讲谈活动继续延伸下去，不光延续到我们，还要延续到我们的后人，以及我们后人的后人。

在被书环绕的办公室里，刘东不时做出强调的手势。他说，《德教释疑》一书不仅是后人“接着讲”，还更要进一步去“对着讲”；甚至不光要跟古代的西学（佛学）“对着讲”，还更要跟当今的西学“对着讲”。这也是中西书院所以命名的由来。

刘东说，梁启超写此书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之前，梁启超结束了一段为期十个月的美洲之旅，一摒此前“发明新道德”的主张，转而面向中国先贤大儒，从中汲取修身治心之道。这个转向本身就是颇有意味的。

刘东也是由西方哲学的研究转为国学研究的。他说，对我们来说，当下的工作就是重新开启充满紧迫感的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学术探索，由此建立起强大的文化自信。

乐在其中

方是正道

我们在午后的访问进行了3个小时，刘东教授妙语连珠，精力充沛。他说，前一晚，又读书至清晨，读到会意处，高兴得忍不住要摩拳擦掌，再酣然睡到近午。

这是他多年因循的生物钟了。

他说：我们讲德育，讲修养，是一样的道理，要是你在做的时候没有快乐，那就像每天都在服有期徒刑。德育怎么可能是一件枯燥的事情呢，它里面应该充满了悦乐。

刘东第一次去老师李泽厚先生家里。李先生问他，“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是什么意思。刘东说，大概算一句人生箴言吧。没想到李先生听完对他当头断喝：“不对！那个里边有很高的哲学。”

刘东说，德育或德教，里面的核心是“乐”。教不是宗教，是教化，是让人如沐春风。德教是修养的纲，但还有礼教、有诗教、有乐教，还可以有文教、有画教，有各种各样快乐的修养法子。这也是中国人特有的智慧。

刘东的办公室里除了各种书，还有显眼的大屏和音响，架子上也叠着满满的唱片和影碟。他一会儿晚饭的时候，会喝一点绍兴的加饭酒，听一段歌剧。

窗外，可以看到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区最漂亮的风景。在棕红色的楼群一侧，是一片澄澈的湖面，甚至还有白鹭停留嬉戏。

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感受不到这样的快乐呢？

刘东发问：北大的孩子本来都是佼佼者，但听说有的写完博士论文还剩60多斤，瘦成这样了；去清华音乐厅听音乐会，前面一排明晃晃的都是手机，很忙，但那种刺激很短暂。

刘东在《德教释疑》里专门写了一章“无用之用能否成立”。他讲了个故事。

凡尔纳的小说《海底两万里》里有位水手，和大海打了一辈子交道，任何珍稀鱼类都了如指掌，但他的判断只限于味觉——这种鱼好吃，那种鱼不好吃。这就像许多陷身于消费社会的人，你要是讲起一件艺术品，马上会被打听能值多少钱；要是再跟他讲起哪本新书，也会被琢磨能挣多少钱。

在这种情景下，刘东总是不由自主回想起自己15岁起在机械厂做了八年的翻砂工。15块钱工资，一星期6天每天有2毛钱补贴。你要买2毛钱的菜，当然就花完了。但是他只买了5分钱不带肉的菜，省下的钱就能去买书。熬到恢复高考后，突然发现只要读书就能谋生了，简直是惊喜。这样惊喜的心情，刘东保持了四十多年。

过去的办公室同事曾经问他：刘老师，你老要写书干什么？趴着写半年，最后稿费3万块钱，你要出去演讲一次，都远远不止这些了。刘东的回答是：比如昆仑山上有一棵草、一朵花，它想生长，它想开放，那是它内心就想开放啊。

刘东认为，当下遇到的扁平促狭、急功近利的心态，从整个文明进程来说，根本就不属于人类生活的常态。现在人们所讲的用处，已经被消费社会暗中压扁了，走偏了。所以，他格外期待和学生们一起来温习这本梁启超精心编辑的《德育鉴》，一起温习那些古人的智慧和正道。

这个学期刘东连续4个月上了16次大课，每次的课长达五个小时。他和浙大有个约定，工作到80岁才退休。还有15年。刘东信心满满地说，我还会再写十五本书。

他特别高兴的是，书院刚刚申请了500平方米的营业厅和100多平方米的咖啡厅，请北京万圣书院到这里来开店。

中西书院，在刘东眼中，是一个快乐的读书空间，也是一个修德的佳所。

办公室书架的中间，挂着一幅高约1米木框装裱的孔子像。刘东说：我应该已经读过100遍论语了吧，正打算写一本《孔子十章》。下个学期，他的课可能会从孔子讲起，和学生们一起读第101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