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
职高很吃香
有家长托关系想把孩子送进来
那个年代的职业高中,录取分数还是蛮高的,很多孩子宁可选择职高里比较好的专业,也不去读普通高中。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职高毕业生是不愁就业的,三年读完直接就可以进单位工作了,在职高学财会、餐饮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能进银行柜台、国营饭店;而读普高的话,当时的高考升学率还不到30%,很可能这些孩子读了三年就拿到一张普高的文凭,成为一名“待业青年”。
这么一比较,能够学一门技术且直接跟企业对接的职业高中,自然地位更高,也更吃香。有些家长为了把孩子送进来,还要托一些关系。
当时读职高的学生中,继续升学的需求并不高,像财会专业就分了两个班,一个班继续升学,一个班直接就业。就业的那一批学生,后来发展都还不错,到建设银行、工商银行、杭州银行,成为业务骨干或支行的行长。当然他们也以职高为起点,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中继续学习,拿了大专、本科文凭。
1998年前后,为了解决大专入学率低的问题,教育部考试中心依托各地专修学院开展学历文凭考试,帮助大量职业高中的同学取得了大专文凭。这些参加学历文凭考试的孩子来自全省各地,当时他们读书学习的最大动力,就是想尽办法拿到这张文凭,留在省城杭州。
“霞姐”就是当时我带的学历文凭考试班级的一个学生,来杭州读书之前,在宁波宁海的一所职业学校学文秘专业。小姑娘长得很漂亮,而且手上有绝活:她的五笔字型打字速度非常快,基本属于盲打的水平。浙江的职业教育政策可以说自始至终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当时像“霞姐”这样专业技能强的学生,可以用职业技能证书顶替学科学分,从而顺利毕业。
毕业后她和同班的男友选择留在杭州打拼,从一开始的办公室文员到后来的公司行政经理再到现在和丈夫经营着一家规模中等的注塑类企业,当起了能里能外的老板娘,企业的效益也在不断地提升。这几年,每逢教师节我都能收到来自“霞姐”的一束鲜花。
其实当时我跟这帮学生的年纪相差不大,更像他们的大哥。当年我也还很瘦,有时候带着学生们从拱宸桥一路骑自行车去九溪,师生之间的情谊很深厚。
2000年代——
“看看我儿子还能不能救了”
扩招带来的变化让我一度无法适应
情况在2000年左右发生了改变。当时杭州的职高进行了大规模扩招,初中学习成绩后30%的这批孩子,不用参加中考就可以直接来职高读书。
办学规模扩大了,但是学生素质就下降了。“职高很乱,职高生就是抽烟、打架、谈恋爱”,社会上对职高的那些固有偏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
我2003年从专修学院回职高任教,一度无法适应这样近乎失控的教育环境。当时有家长带着孩子来学校,进来就问:“我这个儿子你给我看看能不能救了?”父子俩坐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孩子很倔,爸爸说一句他必定顶一句,父子俩随时都要打起来;还有搞小团体拉帮结派的,老师在讲台上说话,他们在底下用方言大声嬉闹,一些年轻的老师直接被气哭,甚至因此离开教师这个行业。
那几年,半夜骑着自行车去舟山东路的几家黑网吧里逮学生,对我们学校几位男老师来说是家常便饭。我记得有个男生,个子小小的,晚上11点查完寝后,把寝室防盗窗的螺丝拧开,从缝隙里钻出去,到天快亮时再溜回来。
有一次被我逮回来后,准备按校纪校规对他进行处分,他妈妈跑来学校替他求情:“老师,请再给孩子一次改正的机会。”后来我去校长面前替他担保,才免去了这次处分。
谁是真正为他好,其实学生的心里跟明镜似的。有的时候教育不一定要说破,可能一个眼神他就懂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觉得这个老师还是蛮好的,愿意信你。后来这小子参军了,当的是坦克兵,退伍后在当地的派出所工作。前两年回来过一次,带着他的女朋友来看我,你说这个变化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