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常书鸿手迹

疾呼 变卖家产也要挽救敦煌

简陋的小屋再也没了昔日的热闹和温馨了，爸爸忙着工作，弟弟还年幼，作为大女儿，常沙娜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一边读书，一边参与临摹工作，同时还要照顾爸爸和弟弟，那年她14岁。她在那一直待到解放前，后来去了美国学艺术，解放后，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得到林徽因赏识，参与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民族文化宫等大型建筑装饰设计和壁画创作。

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胜利，在戈壁的常书鸿他们也迎来了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不久，偌大的莫高窟只剩下常书鸿和一双儿女，还有两个工人，他内心被悲痛撕咬着。

常书鸿曾在自传《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中多次提到，在陈芝秀出走后，深夜他不止一次去254号洞窟，在那有一幅《萨垂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为了让母虎延续生命，萨垂那太子毅然刺破血管，从高崖纵身，此时狂风怒号，海浪滔滔，大地为之震动，风云为之变色。

常书鸿决心放手一搏。

但他没有钱，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西装，还有从重庆带来的皮靴，拉了好多箱到城里去卖了，筹了一笔路费。

他带着女儿和简单的行李，骑着两头毛驴上路了。

“时序是初冬了。千佛洞前的白杨树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常书鸿在自传里说。常沙娜回忆说：“一路上我弟弟也病了，发烧，没有热水怎么办？我就用个小玻璃瓶暖在我的棉袄里头，到时候温了给他吃药。”

1945年底，常书鸿带着儿女回到重庆。常书鸿联络了向达、陈寅恪、梁思成、徐悲鸿等一干敦煌卫士，在报纸上写文章、发呼吁，为挽救敦煌研究所制造舆论。

1946年5月，常书鸿辗转找到刚从延安回来的中央研究院傅斯年院长，在听完常书鸿的情况汇报后，他当即表示敦煌艺术研究所今后可隶属中央研究院，你们的困难和问题都可解决。随后，傅斯年院长又拨来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购置了发电机、照相机和绘画用的材料。

当常书鸿带着一双儿女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戈壁时，留守的两个工人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