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蜈蚣梯”

等外边治理好了，大家就开始要干正事了，临摹壁画。

从兰州带来的那点纸很快就用完了，由于交通闭塞，在敦煌很难买到临摹效果比较理想的四川夹江纸。艺术家们只好就地取材，收集了许多质地较好的窗户纸，自己裱褙。

颜料用完了怎么办？他们想起了古代艺人用的颜料，找来许多红泥，用水漂净，再加上胶汁，就成了红色颜料；黄泥巴做成了黄颜料，黑泥巴做成了黑颜料……

常书鸿对壁画就像对婴儿一样呵护，他定下规矩，不能拓印，只能对着临摹，因为他觉得如果拓印，要把纸贴在墙上要钉上钉子，用铅笔勾画，也会将脆弱不堪的墙壁压坏了，为了避免印画，他要求临摹的东西要比原画缩小一点。

茫茫戈壁，清晨六点天就大亮了，大家从清晨就开始站着对临，一般一天光线好也就两三个小时左右，但又有那么多壁画要临摹，大家都很紧张。

最头痛的是临摹一些巨型壁画，特别是高达五六米的洞顶画面，简直无从着手。洞内幽暗深邃，就像是神话传说中的炼狱，天阴的时候，连自己伸出的手掌都看不清楚，还怎么临摹？画家们发明了一种“蜈蚣梯”——在一根两丈多长的圆木上，钻上距离相等的圆孔，插入一根根木桩，便成了一条百脚蜈蚣。临摹时，常书鸿喊着号子，一帮年轻人一齐用力，将蜈蚣梯竖起来，临摹的人便上到梯子的顶端，将画板、画架、颜料箱、水瓶、水罐一一用绳子吊上去，然后手里掌一支蜡烛，摩顶放踵，俯仰伸屈，一站便是半天……

有一次，常书鸿和董希文等弟子在第196窟工作时，蜈蚣梯却不知什么时候翻倒了，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被困在距地近30米高

的洞窟中，他们试图沿着七八十度的陡坡爬上崖顶，却险些摔下悬崖。最后，一个当地人终于爬了上去，又用绳子把他们逐一吊上去，才算脱离险境。

妻子走了

当年，常书鸿跟妻子说要去敦煌时，陈芝秀很伤心，从嫁进来就跟丈夫分别到战乱颠沛流离，她都熬下来了，现在她想安顿了，丈夫又要去没有人烟的荒野待着。

常书鸿到了敦煌后，一连写了很多信给妻子，催她带着孩子们早点过来，还说敦煌可以找到学习雕塑的灵感。这让学艺术的妻子也动了心，带着孩子一起到了敦煌。精美的彩塑和壁画一样震慑住了陈芝秀，在丈夫的鼓励下，陈芝秀拿起了久违的雕刻刀。

但已经在法国适应了上层社会生活的她，到了这样的荒漠，从心里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粗糙和简陋的生活。也难怪这么一个弱女子，男人在这里也实在熬不住，有一次，一个生病的同事对常书鸿说，如果我死了，千万别把我扔在沙堆里，一定把我埋在土里。疾病、风沙成为大家难以言说的恐惧。后来他被送到县城医院，再也没回来。

另一方面，当时时局不好，国民党政府也不能按时发工资，拿到了也马上贬值，得马上换成小麦。常书鸿是一个搞艺术的，让他管这么多杂务，很烦躁，有时回家就发火。

1945年4月23日，陈芝秀说自己要去兰州检查身体。

当他知道妻子其实并不是去检查身体，而是想逃离时，他连夜骑马赶到安西，可妻子早已离开了安西城，他又往玉门追赶，最后摔倒在戈壁滩上。

常书鸿在小旅馆里躺了两天两夜，浙江的老乡闻讯来看他，告诉他别去找了，他们拿出一张报纸，上面登着一张离婚申明，申明人是他的妻子陈芝秀。

如此突然的消息，对常书鸿来说，像是一个血淋淋的玩笑，曾和自己一起漂洋远渡法国求学，经历了种种磨难的结发妻子，突然说消失就消失了。相守了20年的夫妻，最终成了陌路。

1963年，常沙娜在杭州遇到过陈芝秀，回忆说母亲已经完全变了，很苍白，很憔悴。她跟女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沙娜，我对不起你们，但是你爸爸也有责任。世道艰难，陈芝秀回到老家诸暨后，因为成分不好也找不到工作，后来嫁给一个工人，靠洗衣服过日子。

1979年，陈芝秀因心脏病猝发，悄无声息地死去。远在北京的常书鸿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