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陈芝秀与女儿沙娜和儿子嘉陵

出征 6个人一辆破卡车

这回，对常书鸿的决定，陈芝秀不再像以前那样毫无怨言地全盘接受。常沙娜后来在节目中回忆道：“我母亲就说，你疯了，你要去你去，我不去，沙娜也不能去，她还要上学。后来她跟我说，你爸爸疯了，还要到甘肃去，甘肃那个荒芜的地方，连房子都没有，都住在窑洞……”

但常书鸿心意已决。常沙娜说她爸爸，“最后还是走了，我爸爸就是这样，杭州人据说有一个话，他自己也说，杭铁头嘛，认定了的事情，非要做到不可”。

不久，关于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提案获得通过，常书鸿被正式任命为敦煌研究所所长。

1942年10月，常书鸿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从重庆出发，一个多月后抵达兰州。当年年底，在兰州召开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会上，有人提议将研究所设在兰州，常书鸿坚决反对。他说，兰州离敦煌一千二百多公里，怎么搞保护？怎么搞研究？如此一来，常书鸿在兰州备受冷遇，人员招募和器材供应都陷入窘境，无人问津。

无望之际，常书鸿遇见了自己北平艺专时的学生龚祥礼。在他热烈而近乎哀求的劝说下，龚祥礼被打动了，他答应跟随老师去敦煌，并推荐了自己的朋友陈延儒。通过甘肃省教育厅，常书鸿又从公路局招来了一个文书和一个会计，这便是中国第一批保护敦煌的全部人马。

离开重庆时，梁思成送了他四个字：“破釜沉舟！”徐悲鸿在常先生为筹集研究所经费举办的个人画展上送他一句话：“要学习玄奘苦行的精神，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

1943年2月20日清晨，他和李赞廷、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6人，身穿北方的老羊皮袄，戴着老毡帽，坐在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里一路向西，向敦煌而去。

这一去，他再也没离开敦煌。

挺进 一个多月走到敦煌

1943年2月20日，6个跌跌撞撞的背影和一支驼队在鸣沙脚下出现，他们的身影被笼罩在日出的光晕里。

远处的千佛洞像蒙着纱的新娘，在向他们招手。

从兰州到敦煌，常书鸿他们整整走了一个月零四天。 20多天前，他们坐车到了最后一站——安西城，安西城也被称为风城，再往前已经没有公路，剩下的路都只能靠徒步或者骆驼了。

他们雇来十多头骆驼，在只有零零落落的骆驼刺和芨芨草的沙漠里艰难行进。从安西到敦煌有120公里的戈壁滩，走了20多天后，才走到这里。

那天，有个中年男人带着人收拾着行李往塞外走，他看到常书鸿他们，“我们先走了，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待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

说这话的是张大千，这是他第二次来敦煌，据资料说，他为了临摹那些画，还凿开了表面的壁画，或者直接在壁画上印拓，对原壁画有所损坏。

敦煌随处可见的损坏，让常书鸿震惊痛惜：那么美的敦煌艺术，长年累月，不禁遭受着岁月和风沙的摧残，还遭遇无数人为的摧残破坏，让它看起来就像是个垂垂老矣的老妇。

该怎么办？怎么才能把敦煌的瑰丽保护起来，呈现给世人呢？

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宝藏被劫已经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却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做淘金人夜宿的地方。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残垣断壁中，随处皆是。我不胜感慨，负在我们肩上的工作，将是多么艰巨沉重。”。

“拉沙排”

60多年前的敦煌，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敦煌不一样。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常书鸿用生命和意志去保护，敦煌将不会被世人看到，只能成为存在历史记忆里的影像。

莫高窟地处戈壁荒滩之中，唯有窟下搭建了上、中、下三座寺院，常书鸿带着工作人员搬入中寺，门口挂上一块写有“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的粗糙木牌后，便开始工作。

在那有座沙山，一刮西风就把沙子刮来，沙子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流。起初，常书鸿屡次向国民政府打报告，希望县府帮助他们制服流沙。但县政府拿出几文大洋后，就再也没有表示了，常书鸿只好自己想办法。

夏日的敦煌，白杨成荫，流水淙淙，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很有干劲，但这些学艺术的画家们到敦煌的第一步工作，却是体力活——清理流沙和积沙。

雇来的一些民工，有的没经验，有的嫌这里太苦了，做了一段时间都走了。后来常书鸿就自己带头干，他琢磨出了一种“拉沙排”的工具，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推，喊着号子，大家还相互比赛。把积沙一排排推到水渠边，然后放水，把沙冲走……光积沙就有10万立方米，还要修补那些残垣，甬道和栈桥，这也让常书鸿一颗滚热的心慢慢冷静下来，他知道敦煌是自己后半辈子的事了。

有师傅告诉常书鸿，莫高窟的水咸，只要夯实了，便可用沙土筑墙，常书鸿就带着大家，起早贪黑干了50多天，筑起一道高2米，长2000米的沙墙，将492个石窟连同上、中、下寺三座庙宇，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附近牧民们的牲畜不再随意进入洞内啃咬和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