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 23岁开始读一年级

到里昂后，有了公费资助，常书鸿的日子过得舒适起来。他在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因为一直没有专业学过美术，所以从一年级开始读，此时的常书鸿已经23岁了，同班同学都是十多岁的法国当地孩子。

不过，第二年他就跳到了三年级。1930年，他提前进入油画班。油画班的主任教授叫龚古特，他可是德高望重的油画界评论家，对作品要求严苛，却向常书鸿抛出橄榄枝，让他来自己的画室，“到我这里来要重新开始”。

浙江档案馆馆藏的常书鸿给邵裴子的信，就写于他到里昂的第三年。

里昂是欧洲当时的丝绸之都，在染织技术和图案设计上都很先进。里昂出产的丝绸是法国王室及贵族指定用品，在凡尔赛、卢浮宫都能见到。

常书鸿在信里写道，里昂丝织学校是里昂商会与市政府合办，量材招生，学额限制极严，名额已满不能报名，不得已只得仍在美术专科学校读书。今年，因担心再同去年一样报不了名，提前给中法大学协会会长去函，要求代为趁早报名。不料协会回信说，丝织学校不在中法大学规定的中国学生选系科目之内，此种规外行动，必须得原派教育机构浙江大学的旨意方能通融。

也许常书鸿当时还想学成后回母校继续担任染织科纹工场管理工作，所以才写了这封信。他自己应该也未料到，日后却不再专注于丝织。

扎根 夫妻团聚诞下长女

1929年，在杭州的妻子陈芝秀也被接来法国。双方都是彼此的初恋。陈芝秀的老家在诸暨枫桥，算来算去，和常书鸿家也算是亲戚，本来去杭州相亲的，结果遇到了常书鸿，两人一见钟情。

常书鸿到法国留学时，他们结婚才两年，陈芝秀一直待在常家，跟着常书鸿的三叔学习画画。

到了法国后，常书鸿的画友们推荐她去学雕塑，这段学习生涯也为两人后来最终的结局埋下伏笔。

陈芝秀到里昂后，常书鸿越发心安了，在19世纪著名画家、象征主义代表皮埃尔·皮维·德·夏凡纳的故乡、罗纳河边，也有了自己的小窝。法国的画友们，比如徐悲鸿的学生吕斯百、王临乙经常去他们家聚会，家里也经常搞派对。不久，1931年3月26日，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出生。

1932年，在里昂读了4年多书后，常书鸿的画作有了自己的风格，老师龚古特十分欣赏。常书鸿参加了里昂保送到巴黎公费学习的考试，以陈芝秀为模特的《浴后梳妆》画作获得第一名被录取，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他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巴黎，在那安下家来，也有了自己的画室。

陈芝秀去学雕塑，女儿交给人照顾，闲时，留学的年轻人，尤其是未来画家们，都喜欢去常书鸿家聚会，或许是因为有家的感觉。

1934年左右，徐悲鸿夫妇到法国巴黎来参加中国绘画展，常书鸿与徐悲鸿有了一段深厚友谊，他后来去敦煌也得到了徐悲鸿的支持，在资金困难的时候，也是徐悲鸿在奔走。

偶遇 身在法国心系敦煌

如果常书鸿一直待在巴黎，他的未来应该是一片光明——他已经在法国巴黎世界艺术中心站稳了脚跟，画作也拿了不少奖，还是巴黎美术家协会超选会员，巴黎肖像画协会成员，他的两张画作《病妇》和《裸妇》以及为女儿画的《莎娜画像》，分别珍藏在里昂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他还是《艺风》杂志的专栏作者。

我们每个人在回头看过往的岁月时，大概都曾诧异过自己的某个选择，但深究起来，其实那些抉择都是有根有据的。

所谓命运使然其实还是性格所致，另外也有冥冥之中的必然。

1936年的一天，常书鸿逛到了塞纳河边的一个小书摊上。一本小册子让他再也无法放下。

这是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这是伯希和1907年在敦煌盗来的大量唐代绢画的摄影集，其中有一幅是7世纪敦煌佛教信徒捐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早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先驱700年。

他很震惊，觉得自己漂洋过海来学习西洋画，而那么伟大的艺术就在万里之遥的祖国，没人问津。

他感到很惭愧。他的心从那一刻起，从法国飞到了敦煌。

回国 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

后来，他接到了南京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电报，请他回国当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

1936年秋天，常书鸿怀揣北平艺专的聘书，只身踏上了回国的列车。

在一次北平学人聚会上，常书鸿与梁思成初次见面，从此成为终生好友。谈到敦煌，两个人都兴奋不已。

梁思成告诉他，敦煌壁画中蕴含着大量已在人间失传的、唐宋建筑的珍贵史料。这越发激起了常书鸿隐秘的渴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学人们的幻梦，第二年北平艺专开始往西南后方搬迁。就在这时，陈芝秀带着女儿沙娜从法国回来了。一家人刚刚团聚，便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之旅。

1939年2月4日，常书鸿把芝秀母女安置在贵阳一家旅馆里，自己忙学校的事去了。女儿常沙娜后来回忆：“那天天刚晴，过了一会就听到飞机拉警报，轰轰轰，他们好多人说这是演习，这是演习，刚说了这个，啪嗒啪嗒啪嗒，一下子整个一片黑，我妈妈拽着我就躲在桌子底下保护我。等到飞机过去了，炸弹炸完了，出来一看，全是黑的了，烟，然后叫，完了一看，地上好多人都断胳膊断腿了，吓死了。”

这件事之后，陈芝秀皈依了天主教。1940年，常书鸿随学校搬迁到了重庆后，却被新任学校校长吕凤子解聘，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成立了美术教育委员会，他在里面担了份闲职。1941年，他的长子嘉陵出生。

“敦煌”，像刻刀在常书鸿心底刻下，现在空下来了，刻印越来越深刻清晰，他想尽快去那儿。

也巧，1942年秋的一天，梁思成来找常书鸿，问他愿不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

“好啊！”常书鸿兴奋地跳起来。

不久，在当时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主持下，隶属于教育部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成立。经徐悲鸿和梁思成的联合举荐，常书鸿被任命为筹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