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洵 直沽渔隐

记者 陈友望 实习生 张伊宁 通讯员 许齐

清代画坛有一桩趣事：同期竟有两位画家，都叫沈铨。一位在江南，字衡之，工笔花鸟精妍绝伦；另一位在天津，字师桥，一号青来，一生布衣，山水师沈周、花卉宗恽寿平，画风淡逸有致。为了区分，画史上习惯称前者为“南沈”，后者为“北沈”。

那是乾隆中后期的事了：天津的这位沈铨，在京师遇见了董洵。他托这位篆刻家为自己刻一方闲章，印文只有四个字：直沽渔隐。

这方印现存于西泠印社，石质，印面约二十二毫米见方，白文四字，握在掌心不过一小枚。可就是这么小的一块石头，藏着一个人的来处和归处。

沈铨为什么偏偏挑了这四个字？

先说“直沽”。这是天津最老的名字。金贞祐二年（1214），朝廷在三岔河口设直沽寨，派兵驻守——这是天津城市史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建置。元延祐三年（1316），改直沽为海津镇，漕船云集，海河上帆影连天。明永乐年间立天津卫，“直沽”二字并未在文人笔下消失，反倒成了一种风雅的籍贯标记。九河下梢，水网密布，它是水上的城、鱼米之乡。

再说“渔隐”。从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一蓑烟雨，再到元明画卷上那些独钓寒江的老翁——“渔隐”是中国文人的姿态：不入庙堂，远居江湖。一叶扁舟，半壶浊酒，世间荣辱与我何干？

沈铨一辈子是布衣。虽也“赏游京师”，瑶华道人——康熙之孙、乾隆堂弟弘旿——对他颇为器重，可他始终以画行世，不攀不附。他工诗善画、精于鉴赏，曾应歙县程振甲之邀，赴“枕善居”鉴定所藏书画，著有《六琴十砚斋读画记》；又性嗜古琴，收藏颇丰。直沽是来处，渔隐是归处。四个字合在一起，便是一个天津人对自己的交代：我从水乡来，也愿往江湖去。

那么，为什么接下这份委托的人是董洵？

董洵（1740—约1812），字企泉，号小池，又号念巢，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曾任四川南充主簿，因性情傲兀而落职，此后流居京师，以鬻印为生。他治印“上师秦汉，旁通唐宋，以及文彭、何震、程邃、苏宣、丁敬诸家”，结构多变化，无妍媚之态，别有新意。时人评他“所作虽专法秦汉，但结构多变化”，在乾隆中后期的京城，若论仿古的眼界和手段，董洵是数得着的高手。

熟悉董洵的人都知道，他动刀前有个习惯。清代学者钱泳在《履园丛话》里写得明白：“余观其奏刀，却无时习，辄以秦、汉为宗。然必须依傍古人，如刻名印，必先将汉印谱翻阅数四，而后落墨。”他最擅长的便是仿古摹古，因此下笔前章法、刀法、气息一一在心里过堂，直到胸有成竹，才肯往石上写墨稿。

可想见那个场景：京城的某个黄昏，书斋里灯影摇红，董洵把一方印石摆在案头，翻开古印谱，一页一页地看。“直沽渔隐”四个字，笔画繁简差得远——“渔”“隐”稠密，“直”“沽”疏朗，在方寸金石上摆得平正匀停。最终的印面，白文四字，分作两行，“直沽”在右，“渔隐”在左。线条沉实厚重，有汉印的朴厚底子；章法平正里藏着变化，留白匀称却不呆板。

“青来四兄属，仿明人意，小池”。“青来”便是沈铨，“小池”则是董洵。董洵刻款切削自如，洒脱自然。三行十一字，说明了此印的由来，刀痕错落间意气潇洒，和印面的渊雅静穆互为表里。

印刻好了，沈铨爱不释手。此后数十年，这方印跟着他的画笔，在一幅又一幅画上留下朱红的印记。

他有一本花卉册页，第四开画“天中丽景”，摹元人笔意，落款“青来铨”，钤的正是“直沽渔隐”印。此外，据传世画迹与著录，他在多幅花卉、山水、蔬果图上都钤用过此印——从乾隆晚期到嘉庆年间，这方印从他的中年用到暮年。它是沈铨艺术生命里的一枚徽章：每一次钤印，都是在说，我是直沽人，我是渔隐者。

沈铨走后，这方印在世间流转，最终落进了西泠印社的收藏。在印学史上，董洵的归属历来有不同说法：沙孟海《印学史》将他暂与巴慰祖、胡唐一并归入“新安印派”，也有学者因他好用切刀、能得丁敬神韵，将其看作浙派一脉的支流。这方“直沽渔隐”，正是他把秦汉的朴厚和明清文人印的清隽熔于一炉的好例子。

一方印石，装下了一个天津画家的来处与归处，昭示一个绍兴印人的功力与性情，暗藏了一段二百多年前京师书斋里的交谊。今天再看这方“直沽渔隐”印，看到的是一位画师对江湖自由的向往，亦见得一位印人师古而不泥古，把千百载印家风神凝于一刀一石的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