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本期我们将目光投向“露天博物馆”的摩崖石刻，聆听文明的回响。

这些以刀为笔、以山为纸的历史文献，是行走的艺术长廊，也是我们理解这座城市、传承文化基因的立体坐标。

黄玉洁

飞来峰作为西湖群山的一部分，早已声名显著。唐代卢元辅写有《游天竺寺》的诗篇，白居易以《冷泉亭记》盛赞飞来峰美景，明代袁宏道在《飞来峰小记》中将飞来峰的地位排在西湖其他诸峰之上：“湖上诸峰，当以飞来为第一”。

这不仅仅因为飞来峰山石嶙峋，洞壑密布，更因为它在悠长历史中的独特文化气质——飞来峰全山的摩崖题刻，是杭州乃至江南一带摩崖题刻最为集中的区域。从天宝六年（747）的“唐源少良等题名”始，飞来峰摩崖石刻留下了丰富的人文与历史信息。

1000多年后，当我们漫步飞来峰中，端详崖壁上的文字：山石中有题名，有题诗，有记事；有大名鼎鼎的进士查应辰、天文学家苏颂、官员贾似道，也有“杭城善女人”“马氏一娘”等芸芸众生，他们留下的字迹，跨越了时间的洪流，与一代代的后来人对话。

七遇方豪和他的朋友们

《杭州飞来峰摩崖萃珍》共收录了摩崖石刻330多方，其中留下“方豪”之名的有7方，十分引人注目。在三生石、青林洞、龙泓洞、玉乳洞、射旭洞，我们不断地遇到500年前的他——统统都留下了姓名。

方豪（1482—1530），浙江开化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有明一代，方豪堪称衢州交游最广的诗人，王世贞、杨慎、严嵩、王守仁等都与其过往甚从。

在飞来峰，在“群山让秀中崔嵬”的山石间，这位热情、善于交际的明代文人的面容不时“鲜活”闪现，让人有获得考古“二重证据”之感——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初七，方豪在三生石留下“正德庚辰人日，方豪、江晖、陈直自灵山来”的石刻。同日，杭州人江晖也在龙泓洞留下“正德十五年人日，庶吉士江晖、进士陈直载酒来访方豪于飞来洞，因游天竺”的记录。而在龙泓洞口，还有一方摩崖上载：“正德十五年正月六日，按察司佥事副使于鏊、张淮，佥事刘大谟偕刑部主事方豪自玉泉来游，酌于灵隐，豪独留山中，明日复游，净莲立石。”

500多年后，我们因为这几方摩崖，得以在史书记载以外，了解这个由“方豪、江晖、陈直、于鏊、张淮，刘大谟”等组成的庞大“朋友圈”。他们中，有人同年，有人同为浙江人，有人同在浙江为官，这场郊游留给了我们丰富的、可深入探寻的文化信息。

隐身多年的《理公岩记》

飞来峰上的“朋友圈”和“对话”不仅限于一时，常常会在数百年后回响。尤其在宋以后，飞来峰迅速成为江南地区摩崖石刻较为密集的区域，很多人不仅是与朋友同游，也在追随前人足迹，以“敬观遗刻”的方式与前人对话。

至正十六年（1356），元代书法家、文学家、浙江行省参知政事周伯琦，在飞来峰理公岩留下《理公岩记》，记录了僧人慧炬和元帅伯颜修葺灵鹫寺并在理公岩开凿造像的事迹。

此题记此后长久不为人所知。近两百年后，明嘉靖十七年（1538），郎瑛、叶彬发现题记并在其后留下题跋。又过了300年，咸丰三年（1853），书法家钱松和朋友胡震曾来访《理公岩记》，称“元周伯温理公岩摩崖，经明郎仁宝剔除苔藓，题表当世，今又二百余年，复无知者”。此时摩崖周边因为再次“攀萝剔藓”，难以寻觅，钱、胡二人无功而返。七天后，二人再次来到飞来峰，这一次，他们终于找到了《理公岩题记》的所在。

难掩心中激动的同时，钱松和胡震也想给后人卖个关子，于是，在附近石壁上留下“元周伯温摩崖入壁五步”十字，表示再往前走五步，即可到达。两人得意与期待的心情溢于山石之上。

清同治八年（1869），绍兴人孟沅和台州人陈殿英再次于题记后留下题名：“同治八年十月，山阴孟沅、太平陈殿英同观（见左图）。”此后，岁月漫长。《理公岩记》再次隐身。直到2020年的一个傍晚，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研究员许力和朋友在飞来峰访碑。山路崎岖，岩洞昏暗，他们辗转在青林洞的背面看到一处题记：“元周伯温摩崖入壁五步。”

167年后，钱松、胡震给出的提示终于如愿得到了回应。

围绕《理公岩记》，以飞来峰为媒介，留下了周伯琦、郎瑛、叶彬、孟沅、陈殿英、钱松、胡震再到今天的文化工作者跨越近700年的对话。

在《杭州飞来峰摩崖萃珍》中，在这些从天宝六年开始的“非即时对话”中，飞来峰仿佛变成一个巨大的“对话框”。这些对话很慢，慢到一个回复常常花费几百年；这些对话很有力量，能对抗历史和岁月的消磨，留下近1300年深刻而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它们如同历史的信使，穿越时空的阻隔，静静地等待着后人的目光。正因如此，飞来峰不仅仅是一座山，它更是一部镌刻在岩壁上的文化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