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我被医院委以重任，带领五名医护人员，成立山西省太原市红十字托老中心（后改为太原市精神病医院老年科），由我担任主任，专门照护患有精神疾病的老年人。这事还从来没人干过。我二话不说，服从分配。

“没人干过的事我来干”，这在我的人生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在中学是班长、团支部书记，1979年高考，我没考上大学，只上了太原市技工学校卫生分校。那会儿挺自卑的。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太原市精神病医院做护士。我们班有14个同学分配到精神病医院。后来，陆续有人离开，最终留下7个，其中就有我。

最近反映铁路生活的电视剧《南来北往》在热播，我家里人也都在铁路系统工作。那年代，铁路吃香。本来我也可以调去的，但我不肯服输：你们都在热门单位，就我在精神病医院当护士，怎么了？我偏不走。

去之前，我也胡猜乱想过，病人会不会被强行捆绑。真到了这里，它就是一个医院，有各式各样的病人，有的躁狂，有的安静，都需要医护人员付出努力，帮助并呵护他们。我没有产生任何厌烦情绪，反而充满了同情心、神圣感。

我在工作中积极要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科室护士长。

不出意外，我还将成为护理部主任。

可人到中年，又要一切重头再来。

养老院不肯接收，普通医院和精神病院不能长期收留。谁来照顾这个弱势群体？

新建的托老中心只盖了一个平房四合院，条件艰苦。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没有现成的专业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要面对的，大多是老年精神病患者。有些是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的老年患者，出现了失智、失能，同时伴随精神障碍。这些老人常常做出伤人、自伤、毁物等过激行为，养老院不肯接收，普通医院和精神病院不能长期收留，成了家庭的沉重负担。

谁来照顾这个弱势群体？当时中国还没有医疗护理和生活照料一体的机构。我们这个托老中心，就定位于照护这些特殊的老年人。

不单纯是生活上的照顾，也不单纯是治疗病症，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心理上的专业护理。体力、智力、爱心、责任，一样也不能少。

黄老是托老中心最早的入住者之一。他是抗美援朝老兵。来的时候，是被家人捆绑着送来的——很多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因为失智，在家常常打人、砸东西，子女们被折腾得没办法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联系我们。

住进来后，老先生依旧整天大叫大骂。我站在一旁静静地听。我发现，听着像是语无伦次的骂声，但呼喊的其实都是从前战友的名字！

虽然生了病，但他的内心深处仍然保留了一份不被人看到的柔软。

第二天，我在黄老的床头插了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贴上他和战友的老照片。我发现，他安静多了，每天都会长时间地看着那些老照片，有时还会抹眼泪。

有一次，黄老在花坛边坐着，见到我，猛地站起来，立正，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我立即回老人一个军礼。目光对视的一刹那，老人坚定的眼神、肃穆的神情，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的光荣岁月。

此后，我哄着他理发、刮胡子，和他说要注意保持军人风纪。他听进去了。每次见到我，他都竖起大拇指，“主任好！”

几年后，黄老在托老中心安详去世。我给老人净身，穿上军装，扣紧风纪扣，让他体体面面地走。

他的子女握住我的双手，感激地说，是我替他们尽了大孝。

我对医护人员讲，“患病的老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但我们必须控制好自己”

早些年，托老中心没有专职护工。上到理发，下到擦屁股，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包括我这个主任。有时，我帮助老人洗澡，猛不丁会吃一记水淋淋的巴掌，见到我的狼狈相，他们还嘻嘻地笑。

生病的老人就是这样，不知道自己有病，还乐得不行。

有个男护士哭着和我说，主任，我给小孩子擦屁股可以，小孩子可爱。给这些老人擦屁股，我恶心得不行。

小伙子年纪不大，他委屈，我理解。我和他说，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过给老人擦屁股这一关。

很多老人生病后，开始有被迫害妄想。有一位大爷，出了名的难搞。那天中午，大爷又开始骂人了，两只胳膊抡来抡去，说“饭里有毒”，不让喂饭的护士靠近。

我走过去，像哄小孩一样左哄右哄，又当着大爷的面，先吃了一口饭“试毒”，让他先安心下来。总算，大爷张口吃饭了。

我正专心喂饭，突然，大爷将一口饭菜吐到我脸上，又一把将我推倒，大声嚷嚷：“快来看呀，李主任要害死我呀！”

挤过来好几个看热闹的病人，还扯住了我的胳膊。直到工作人员赶到，才把我“解救”出来。

事后，我对医护人员讲，“这些患病老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但我们必须控制好自己。”

有一天，一位失智大娘悄悄将我拉到身边，让我摸摸褂子下摆。我一摸，鼓鼓囊囊的一圈。大娘神秘地凑我耳边说，这些都是她背着儿女悄悄攒的私房钱。

我和大娘拉钩，不会告诉其他人。大娘离世后，我才将她的小秘密告知家属。

无论这些老人是间歇糊涂型，还是间歇狂躁型，他们的意愿，我们都要尊重。

春节一连送走三位老人，我长期压抑的负面情绪爆发了

只有一次，我受不了，爆发了。

那是2017年春节，我在7天里接连送走了3位老人。

大年初一走的那位老人，中午还坐起来吃饺子。我跟她开玩笑说，“我发明的棉套裤还好吧？坐起来不冷！”

她用指头戳着自己的脸：“没裤裆，真丢死人！”

这位老人因为生病，用上了纸尿裤。我给她做了两条齐大腿根的棉裤腿，方便又暖和。

老人患有偏执型精神障碍，脾气古怪，和所有人都不对付，还无数次闹腾着要告我。有人曾经逗她，“你告倒了主任，你去哪里？”

她说，“我还要跟着主任住养老院。”

在弥留之际的抢救间隙，老人突然清晰地叫了我一声：“主任好！”然后一歪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她将生命最后一刻的柔软留给了我。我相信，就在那一刻，她的神智恢复了，她是作为一个正常人离去的。

春节一连送走三位老人，我长期压抑的负面情绪爆发了。

那天，我一个人开车到蒙山大佛脚下，对着马上就要下山的落日，哭出了声。吃了再多的苦，流了再多的汗，我也不能和别人说：自己护理了多少老人，送走了多少老人，还将继续送走多少……这是我的工作，我别无选择。

我患上了长期失眠，每天早上靠喝咖啡恢复精气神。因为工作忙碌，吃不好饭，很长时间，我的体重只有90多斤，偏瘦。

但只要一迈进托老中心的大门，老人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精神饱满、神采奕奕的李丽珠。

我喜欢穿红色衣服，因为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老人，特别需要明亮温暖的色彩。我是老人们的主心骨、大家长，是他们信赖的亲人。

“妈妈”是留在他生命字典里唯一的词语

2017年，“医养结合”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作为十九大代表和医护工作者，我接受采访，提出“替天下子女尽孝”。

之前中国还没有医疗和养护为一体的机构，我们无意中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最终硬是摸索出一条以“疾病治疗、康复期护理、中长期照护、安宁疗护”为一体的老年护理特色之路。

有了社会影响力，托老中心从最初的七个病人，增加到一百多人，常常还一床难求。

每次新病人入住，我都先拉近距离，叫他们“大妈”“大爷”。我热情开朗，嘴快手快腿快，时间长了，老人们都当我是亲人。

魏大爷知道我爱吃柿子。我外出回来，他送来一个神秘礼物。我解开裹着的毛巾，再解开裹着的手绢，是一个用纸裹着的柿子，已经烂糟糟了。

我很高兴，诚心诚意地谢谢他。看他心满意足地走开，才悄悄将烂柿子处理掉。

每天我上班走进院子，这个四合院顿时热闹起来。能自由行动的老人争先恐后来看我，有跑过来的，有小碎步扭着来的，有激动地叫着、唱着的。他们叽叽喳喳地问候，尽管大部分词不达意，但我心里那个暖呀。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大声地回应每个老人。

邢大爷是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同时又有心脏病。他认不出自己的老伴和儿女，却追着我喊“妈妈”。只要听到邢大爷在喊“妈妈”，离得再远，我也会马上“哎——哎”地高声呼应。邢大爷欢喜得直拍手，像个小孩子。

“妈妈”是留在他生命字典里的唯一词语。有一次，我判断邢大爷的心脏支架出现堵塞，马上与家属联系，一起将邢大爷送到心血管专科医院诊疗。

到了医院，邢大爷不肯让“妈妈”走，他涨红着脸，嘴巴嘟起，一副委屈样。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他就是我的小孩。

家属为难地看着我。我拉住邢大爷的手，安慰他：别急，“妈妈”留下来陪你。

他一下破涕为笑。

我不点破，保护着他们的小秘密

上百个老人凑在一起，过集体生活，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故事发生。

80岁的陈大爷喜欢上了新来的李大娘。每次到院子里活动，陈大爷就兴奋地在人群里找寻李大娘。看到李大娘，他就下意识地抠抠身上的饭渍，理理衣角。

有时，陈大爷还会拉拉李大娘的手，递给她好吃的。家人送来的护手霜，他也舍不得擦，送给了李大娘。李大娘抹了，伸出手让我闻，香不香？

我笑着说，你这护手霜好香啊，我都没有呢。

我不点破，保护着他们的小秘密。

但李大娘的子女知道了，来向我告状，说陈大爷老不正经，耍流氓，说我爸还活着呢，他怎么能这样。

我把子女请进办公室，跟他们讲道理。陈大爷都80岁了，你说还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他拉你妈的手，送你妈小礼物，就像幼儿园的孩子，能有什么副作用呢？

相反，两个老人都感到开心。他们都是病人，都是被迫离开自己的家，这点美好的心理需求，如果还要干涉，是不是太残忍了？

我这么一说，子女们的想法转过弯来了。

站在失智老人的角度想问题，就会心无挂碍地去做该做的事

特殊老人，我们就要特殊对待。遇到有的老大爷想摸女护士的手，我就大大方方地给他们摸，我也说服其他护士，让她们满足这些老小孩的需求。

有个住院十几年的躁狂症老大爷，见我就要抱抱。我就大大方方地抱抱他，像抱一个小孩子。你不知道，这一抱能给一个精神有障碍的老人带去多少安慰。

站在失智老人的角度想问题，就会心无挂碍地去做该做的事。

即便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在得到真切关怀时，他也会表现出人性的柔软。

有一次，我为一个气管切开的老人做处置。气管套管里喷出的黏液溅了我一身。这时，老人颤巍巍地伸出双手，慢慢合拢，抱拳，向我作了一个揖。我读懂了老人无法表达的话语，那是感激和尊敬。

一位得了前列腺病症的老人，因为无法小便，只能膀胱造瘘。一次，护士扶着他从床上挪到轮椅上。当时我正在查房，看到老人一副痛苦的表情，职业敏感告诉我，他有难言之隐。

我走过去，将手伸进他的裤裆，捋顺了导管。他本能地舒了一口气，眼里含泪地望了我一眼。

护士反映，刘大爷经常耍流氓，脱裤子。我从刘大爷常将大小便拉在裤子里的行为，推断出老人脱裤子，是想撒尿拉屎，他说不出来，只能用3岁小孩的动作来表达。

从此，护士只要看到刘大爷在脱裤子，便及时将他扶到卫生间。

这些生活在病痛与孤独中的老人都很了不起

武大娘与丈夫离婚，无儿无女，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最后来到托老中心。武大娘临终时，我紧握老人的手，看着老人咽下最后一口气。按照老人生前树葬的意愿，我将小小的骨灰盒葬到一棵松树下。

另一个孤寡老人张大爷有精神疾病，住进托老中心后，便不停地在院里捡垃圾，还将其他老人晾晒的衣服鞋子拿走。

就是这位严重失智的老人，临终之际却突然要求见我。我刚到老人床边，他的一双手便伸向了我。我赶紧抓住，俯下身去，几乎脸贴脸，听他说话。

“主任，求求你把我送回老家吧，我看到我爹我娘了。”

我听清了老人最后的请求，看着老人期盼的眼神，懂得老人那份近乎卑微的心愿。尽管送临终老人回老家不是我们服务的范畴，但我还是当机立断联系了老人的一个远房亲戚。

当晚10点钟，我将老人安全送到家。一进屋，已陷入昏迷的张大爷突然睁开眼睛，贪婪地看着自己的老屋，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两行混浊的泪流了下来。

想到一个平凡生命是那么坦然无惧地做好了谢幕的准备，那一晚，我破天荒地在返回的车上睡着了。

托老中心有一位“百岁老人”石奶奶，人长得白净，很有修养。石奶奶常讲，“你看现在的生活多好啊，有地方住，有吃有穿，还有医疗专业人员伺候，我要坚强地活着。”

石奶奶有胆囊炎，疼起来要命。但她非常乐观，常讲一句口头禅：“只要还喘着一口气，就是胜利。”

我被石奶奶感动，常以石奶奶为榜样，开导那些情绪低落、想不开的老人。

这些生活在病痛与孤独中的老人都很了不起，他们活着一天，就是对生命礼赞的一天。

我特别想呼吁，在重视“优生、优育”的同时，一定要关注“优逝”，这是文明社会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我常常跟同事们讲，孝敬呵护这些老人，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我要求所有当班护士，确认老人临床死亡后，一定要轻柔地撤除老人身上的输液管、氧气管、胃管、导尿管等，动作不能粗暴。

“视死如生”，是对老人的尊重，也是现代临终关怀的一种。

每次为老人送终，我都当自己正面对一个熟睡的老人，认真地帮其洗脸梳头，整理五官表情，尽可能地给老人一个舒适姿势，穿衣做到整洁，要给老人最后的尊严和体面。

魏大爷的后事是我操持的。他没成家，无儿无女，精神障碍，病后认了许多干女儿，每个月的工资都被这些干女儿以各种理由花掉，常常不够付养老费。

了解实情后，我与魏大爷的单位取得联系，接管了老人的财务，将各项支出记录清楚，魏大爷的工资不仅能付清养老费用，还能满足日常开支，再没有什么干女儿上门哄骗老人了。

魏大爷临终前对我说,“主任，我的事情交给你负责，我走了要穿上军装，把我埋在你办公室前面，我要天天看着你。”魏大爷当过兵，青春岁月是他一生中最为风光美好的日子，在他残存的意识里，他渴望一套军装。

我理解老人的心，跑了很多门店才找到那种老式绿军装。

最后，我以女儿身份将魏大爷的骨灰盒安葬于天龙山生态墓地，让老人死后归于青山。

人死为重。我特别想呼吁各界，在重视“优生优育”的同时，一定要关注“优逝”，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对个体生命的尊重。

生命充满酸甜苦辣，生命也渺小而伟大。跃升到一定高度看待生命和死亡，会让人倍加珍惜当下。

通过不断学习，我取得了老年护理专业的高级职称，还获得数十种荣誉，“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中国好人”等。2021年退休后，我成为好几家学校老年护理专业的特聘讲师，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反哺社会，也让自己老有所为。

细算下来，40年的临床护理，我伺候过3000多个老人，亲手送走了261个。我是幸运的，以一种特殊方式进入别人的人生，陪伴他们走到终点。

我也步入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了，有时我不由自主去想这样一个场景，如果261个老人排成队站在那个四合院里，他们都会对我说些什么。

而我想对老人们说：谢谢你们，我这辈子事业有成，家庭和睦，子女优秀，都是托了你们的福。

（文章中老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