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回头尽堪恋

距今正好1200年，也就是公元822年的金秋十月，白居易终于来到了杭州。安史之乱后，在唐朝的版图上，杭州属于中郡，这还是得益于隋炀帝杨广对京杭大运河的开凿。

这一年杭州久旱，西湖水比丰水之年少了一半，好在半湖水中，还有荷叶田田，鸳鸯、水鸭穿梭于其间，这才让人依稀看到江南的底色。而春夏之交时来自长安的邸报让杭州人知道，即将到任的新一任杭州刺史就是在当时文坛执牛耳的白居易。在民间，这还是一个传奇的名字。

到杭州去

白居易是想做些实事

822年的夏天，伴随着蝉声嘈杂所带来的烦躁，白居易谋求外任一事终于有了明确的消息：杭州刺史。对于到地方上去，白居易感到由衷的欢乐。毕竟，后世说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的杭州此时也已是帝国重镇，相对于长安、洛阳、建康（今南京）、江都（今扬州）、江陵（今荆州）、会稽（今绍兴）等老城而言，当时的杭州城还是新兴城市。

其时，城区从城南的江干扩大到城北的武林门（按后世的城市区域划分），城市人口从原来的1.5万户猛增到10万余家，与日本、朝鲜等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经济繁荣。

既然要出守杭州，白居易也是做足了功课，比如杭州的社会风俗，生产、居住、饮食、服饰、婚丧、岁时、庆典、礼仪等民情风俗他也一一加以了解。

在就任杭州刺史之前，白居易除了短暂地担任过忠州刺史之外，他并没有担任过地方上的实职，这一次，对白居易而言，是一次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但同样也是一次挑战：他是真正具有施政能力的官吏，还是赵括般仅仅限于纸上谈兵？

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后，白居易的杭州刺史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很不巧的是，白居易到杭州的这一年是个荒年，这也许是为了考验白居易的执政能力。

此前在杭州的唐朝官吏，大多对民生十分重视，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在白居易任刺史之前，贞观年间富阳郝县令开阳陂湖；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于潜县令杜泳开紫溪；在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后，唐敬宗宝历年间，余杭县令归珧开上湖、下湖和北湖；还有临安县开凿的官塘等，杭州境内兴修的水利设施为数众多，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杭州历代的官员大都兢兢业业，为这一地的繁茂颇多建树。

一个个想法在慢慢地酝酿，但首先还得把情况摸清楚，对于杭州的好感，白居易在慢慢深入，这里有“鱼盐聚为市，烟火起成村”的社会风俗，有“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岁时风俗，有“岁熟人心乐，朝游复夜游”的西湖夜游……

白居易祈神和他对民生的关注

“维长庆三年，岁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十六日戊辰，朝议大大、使持节杭州诸军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国白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于皋亭庙神。去秋愆阳，今夏少雨，实忧灾沴，重困杭人。居易忝奉诏条，愧无政术……”

在白居易修筑后世传名的白堤（已湮没，非今日所见白堤，而人们为纪念白居易将错就错）之前，白居易拜祭过各路神仙祈雨，这也是当时对自然的认知所局限的，但如今去读非常有趣，比如这《祈皋亭神文》，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祈神文，白居易把神灵看作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高高在上，因为在祈文中白居易说，在此前一日曾“祷伍相神，祈城隍祠，灵虽有应，雨未沾足。”

那边的两个神灵没有满足人们的要求，所以我们改请于皋亭神。他的言下之意也许是：皋亭神啊，如果你不满足我们的要求，那么我们走着瞧吧！

白居易在祈文中又和皋亭神说，如果你不能解决下界百姓的这个要求，是你这个神仙的耻辱啊！这都用上了激将法了，也许，请不如激！

但雨还是没有下来，杭州城的人心更为焦虑，这个神不行我们再换个神吧。于是半个月后，到了八月二日，白居易祭黑龙神，“若三日之内，一雨滂沱，是龙之灵，亦人之幸。”（《祭龙文》）

在这祈文中，白居易说，答应吧，神，你难道没有需要我帮忙的事情吗？

但神灵们大概是出门走亲戚了，或者对于他们而言，人间的这点疾苦算不了什么，他们是高高在上的神明，有理由漠视着这一切。

在祭完黑龙神后，雨没有下，土地像是一张张委屈而焦渴的嘴，等待着甘霖降落。

余杭县又出事了，原来一直在山中与人相安无事的猛虎下山伤人了，而且发生多起，百姓人心惶惶。白居易一方面派驻军去搜寻捕猎，一方面写了《祷仇王神文》：“……尝闻神者，所以司土地，守山川，驱禽兽，福生人也。余杭县自去年冬逮今秋，虎暴者非一，神其知之乎？人死者非一，神其念之乎……”

在白居易在杭州多次的祈神中，这一次驱虎的祈祷好像成功了，也许是搜寻捕猎的行为让老虎感觉到了危险，反正老虎就此在余杭县失去了踪迹。

但神灵们却没有听见白居易最为迫切的心声：下雨。到了知天命之年的白居易，心里清楚，天帮忙，人努力才是出路。

如果说已经开始在建造的防湖堤是为了调节水之丰枯，那么此时，在这样一个缺水的季节，他先解决民生吧。李泌修筑的六井已经过去四十年，由于地下引水管道多年没有维护，作为饮用水源的六井常常淤塞，水流不畅，影响了城内的供水。

这么好的一个利民工程难道就废弃了？李泌在刺史的任上可以做到的事，白居易就不能吗？在822年的秋冬季节，他要继续李泌留下来的任务，治理西湖，疏通六井。

缺钱，依然是从自己的俸禄里拿出，依然去化缘。

缺人，州衙里的官吏先顶上，自己首先做榜样，再发动民众。

当重新疏浚六井的工程开始时，那一年的杭州是一个大工地：从城市到西湖的接壤处，疏通六井的工程浩浩荡荡；在下湖和上湖的交界处，防湖堤的工程方兴未艾。

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下一个春节到来之际，杭州百姓又一次能享用到清洁纯净的淡水。白居易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尊敬李泌、怀念李泌。

客观上去看，李泌开凿六井，白居易疏通六井，为杭州的繁荣和扩展创造了条件。这六井遗迹，有的至今犹存，而在唐宋诗文里，这清泉就一直流淌着。

在纸笔之间，白居易修筑了自己的“刺史亭”

“刺史复刺史，刺史何其多！”这是白居易在飞来峰前，想要修建刺史亭时，方外好友韬光法师的规劝。按照唐律，封疆大吏三年一换，终唐一朝，共有九十三任杭州刺史，但留下美名的只手可数，韬光法师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每一任刺史都建一座亭，溪水之上，亭台熙熙攘攘拥挤不堪。

白居易听了韬光法师的话，想想倒也在理，如果这亭太多，就不是盛事，而是风景的败笔了，但终究有些败兴，一下就沉默下来。但白居易还是留下墨宝，写下了“冷泉”两字。白居易此刻不知道的是，在两百多年后，另一位牧守杭州的诗人官员，对白居易的诗推崇备至的苏东坡来到杭州，看到白居易题写的“冷泉”二字后，提笔加上了一个“亭”字，完成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合作。据说苏东坡守杭时，常携诗友僚属来此游赏，并曾在冷泉亭上“画扇判案”。

这一晚回到州衙后，对于五亭之玲珑和清丽终究难忘，披衣在月下徜徉，心中有执念，当宣泄出来，白居易点上了蜡烛，在烛光恍惚间，他不再执着于在山中和溪水上造亭，他要在纸上造亭，在人的精神世界中造亭：“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于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谓佳境殚矣，能事毕矣。后来者，虽有敏心巧目，无所加焉。故吾继之，述而不作。长庆三年，八月十三日记。”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因山洪暴发，“虚白”“候仙”“观风”“见山”四亭俱毁，冷泉亭也是屡毁屡建，到了明万历年间，移建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岸边。后面的这些故事，白居易当然无从知晓，正如相里造、韩皋、裴棠棣、卢元辅这四位杭州刺史所建的亭子，如果没有白居易的《冷泉亭记》所记载，谁知道他们还在杭州这样风景绝美的灵隐造过亭子呢，想必早已湮没在时间的尘埃中，化为灰烬。

即使像是留存下来的冷泉亭，它的建造者元藇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声名，也是远远不及写了《冷泉亭记》的白居易，冷泉亭的意义或者也不如《冷泉亭记》，因为那是一种心灵上的苦修和漫游，一种与山水的默契和沟通，是白居易的一次自我化蝶。

西湖边的环境保护从白居易开始

在白居易到杭州的第二年春天，也就是823年的春天，有一天他在西湖边，见有人伐木，一株好好的大树眼看摇摇欲坠，白居易问，这树伐去干嘛？答：当柴禾。白居易一阵心痛。就在这一年的五月，白居易动用了他作为刺史的权力：西湖周边之树均不允许砍伐。

那么有人砍伐怎么办？白居易规定了惩罚条例，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条例：如果是穷人就罚他在西湖边种树，是富人就罚他到西湖上去除葑草。所谓葑草，是一类植物种群，比如湿生植物、挺水植物、沉水植物、浮水植物以及藻类。除葑草相对补种一棵树，要复杂的多，也只有富人才能有船进行捕捞。

这是白居易在仔细观察后实行的措施，犯了错，富人也好，穷人也罢，都应该受到惩罚，但具体怎么罚，则是执政者的技巧。白居易对西湖有着大爱，他十分注重西湖的环境保护，要保护西湖水面不受侵占。

在白居易离开的数年后，“湖葑尽拓，树木成荫”，西湖之景在岁月中的形成有其幸运的地方，既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一些人的到来之故，仅仅是他们的文字和赞誉，就让西湖跃然于世人眼前。

“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在白居易后来写的《三年为刺史》的第二首诗中，有着一种自责和辩解，因为离任时，他从天竺山带走了两片石。白居易并非惺惺作态，一次他在把玩天竺石时突然想到，西湖边砍伐树木他都要制定法律让人遵守，自己把这石块带回也是做了一件“不清白”的事。他想，倘若每个去天竺山的人回途时都带回天竺山石，那么哪里还会有天竺山的秀美？山石并不值钱，但现在取来，夸张地说是玷污了自己清白的名声，这就好比贪污了千金，不是一个为官清廉者应该做的。

在西湖防护堤建成之际，白居易宣布，他杭州刺史任上官俸的一部分将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以后的官员在紧急时调用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这笔公益基金一直运作到唐末黄巢之乱，黄巢占据杭州时，州衙中的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而白居易任上所修筑的这条位于西湖东北部的防 护堤，到明朝时依然存在，除了是水利设施之外，同样也慢慢成为一条交通要道。

之后岁月变迁，沧海桑田，这堤不复存在，但人们把西湖上出现在白居易诗中的那条白沙堤当作了一个象征。

杭州人对于白居易的怀念是真切的

白居易是杭州在时间里所沉淀下来的一张文化名片，他与杭州有关的诗文多达两百余篇，而西湖这一名词，最早也是由白居易所命名，在此之前，西湖的名字一般被称为钱塘湖。

杭州有幸，有这样一位诗人作为它的市长；西湖有幸，在它的豆蔻之年，管辖它的市长是一位诗人。白居易对于杭州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我们耳熟能详的那条白堤，更应该是他对杭州文化和城市气质的塑造。

在白居易之后，杭州之美盛绽于世人眼前，到宋时，苏轼、柳永、林和靖等的加持，更是助推了杭州的声名。南宋定都，杭州更是确定了它东南名邑的地位。和白居易相似，唐代诗人多有到杭州任职，关注民生是一个传统，从李泌为解决饮水挖六井开始，到白居易之后他的忘年之交李播修筑钱塘江堤也是如此。

在白居易的晚年，写过一首在他的诗作中不那么有名，但其实是他内心真实反映的诗，《九日思杭州旧游寄周判官及诸客》：“忽忆郡南山顶上，昔时同醉是今辰。笙歌委曲声延耳，金翠动摇光照身。风景不随宫相去，欢娱应逐使君新。江山宾客皆如旧，唯是当筵换主人。”

白堤、六井、万松岭……白居易留在杭州的这点点滴滴足迹，在后来越来越成为一种传说，而杭州人对白居易的怀念是真挚的，若干年后，他们在孤山南麓建立了白公祠，以纪念白居易。这正是应了一句老话：老百姓的心里有杆秤。

其实，杭州人对为他们谋福利的白居易的怀念，在当时的社会习俗中已经表露无疑，在白居易离开杭州后，元稹继续做了几年浙东观察使，偶尔会过江到杭州来，元稹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写了两首诗寄给白居易，诗的题目就叫做《代杭人作使君一朝去》。

其中一首诗这样写：“使君一朝去，断肠如剉檗。无复见冰壶，唯应镂金石。自此一州人，生男尽名白。”

杭州人爱戴白居易，在他离开后的那两年，他们生的男孩中很多人都取名“白”，希望能有白居易的才华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