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街自断桥往西，一路沿湖，是离西湖最近的一条马路。网上有个很火的视频，就是沿着这段路拍到了雨雾朦胧，宛如仙境般展开的西湖。

然而北山街过了秋水山庄西的招贤寺旧址后，却向右一偏，让开了临湖地段，沿缓坡经香格里拉饭店、岳庙，一直到曙光路与灵隐路相接。开始将北山街与西湖隔开的这个沿湖地块，就是现在的镜湖厅景区。

以园林式茶楼为主的镜湖厅，是西湖边一个普普通通的景点，按理北山街完全可以一直沿湖而走，不必上坡去拐一下的，地势的高低，好像也没多大影响，为什么要绕道而行呢？

镜湖厅的来历

清末民初的北山街，还是一条只能骑马或抬轿的湖边小泥路，还不如蜿蜒于宝石山腰的葛岭山道宽阔。直到辛亥革命后，拆除了湖滨的城墙，让西湖进了城，环湖马路（包括北山路）的建设才提上了日程。

1922年，经填湖、迁坟以及将临湖寺庙庵堂和私家庄园的大门缩进后，可通汽车的环湖马路基本建成。北山路按原计划自断桥起沿湖，至地藏殿、孙圃北折，到西泠桥头又沿湖直至西山路。注意，当时的北山路东西段均沿湖，只有经“地藏殿、孙圃”这个地方，是“北折”绕过，这个轨迹一直保留至今。

“地藏殿、孙圃”即现镜湖厅区域，挖掘一下镜湖厅的历史，会发觉此地很有故事，这个能使北山路绕道而行的临湖地块，可称作沿整条北山街变化最大之地。

“镜湖厅”这个名称按1995版《西湖志》的说法，是抗战胜利后，原苏小小墓西的秋社改作西湖小学校舍，秋社（纪念秋瑾）的活动场所就移到此处。秋瑾号“鉴湖女侠”，“鉴”与“镜”音近义同，因此取名“镜湖厅”。

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镜湖厅”名称早在1935年就有了，而非抗战胜利后。1935年6月14日的《申报》、《中央日报》、《民报》等各大报纸，均刊载了一则新闻：“杭市府在西湖建造镜湖厅，为杭市举行集团结婚及招待外宾宴会之用，建筑富丽，现已落成。定十五日晚举行开幕礼，柬邀各界届时前往观礼。”

从1935年下半年至1937年底杭州沦陷前，镜湖厅是当时省、市政府重要的接待场所。报纸上经常有在“西湖北岸”镜湖厅招待各国来宾的新闻。其中比较隆重的一次接待活动，是1935年10月1日晚，杭州市长周象贤在镜湖厅，宴请罗马教皇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蔡总主教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主持为中国祈福的祈祷大会。

除了外宾，镜湖厅还接待过很多来杭的国内要人，如孔祥熙、何应钦、梅兰芳、居正、韩复渠、徐永昌、马君武等等。此外，镜湖厅还承办学校和机关团体的各种集会、演讲及歌舞戏剧、公益慈善等活动。

当时为响应政府提出的“守纪律、爱清洁、提倡勤俭节约”的“新生活运动”，1935年10月10日，杭州市第一届“集团结婚”，即集体婚礼也在镜湖厅举办，由市长周象贤和许周二人证婚。

风水宝地

杭州市政府建镜湖厅的前六年（1929），此地为首届西湖博览会的丝绸馆馆区。因丝绸是浙江省的拳头产品，也是当时国家出口物品的精华，所以丝绸馆是西博会的一个重要场馆，因此也留下了当时该地段较详细记载。

丝绸馆东起地藏殿，西迄西泠桥，北靠葛岭，南临里西湖，与孤山遥遥相对。南宋时，此地附近有宋高宗嫔妃张婉仪的别墅，称集芳园，湖岸在此顺山势内湾，山坞内古木参天，积翠环抱，宋理宗题“西湖一曲”，该园后赐贾似道，改为后乐园。贾似道就地构亭建馆，据说作其斗蟋蟀的场所。

明清时期镜湖厅及附近地段多古寺名祠，如招贤寺、洪忠宣公祠等。招贤寺旁有座比较特别的清朝宗室祠堂，即惠献贝子祠。贝子是清代第四等宗室爵位（前有亲王、郡王、贝勒），惠献贝子名爱新觉罗·傅喇塔，是努尔哈赤的同母弟舒尔哈齐之孙。傅喇塔后来死于军中，被康熙谥号惠献，并在温州及西湖招贤寺旁分别建祠，乾隆年间又追封其为和硕简亲王。

曾在西湖边的清朝皇室宗族祠堂并不多，总共三座，另两座祠主级别更高，均为“铁帽子王”。一是位于金沙港的和硕怡贤亲王祠，祠主胤祥，即《雍正王朝》中的“十三阿哥”，因其在江南一带兴修水利的功绩，苏、杭等地均建有祠堂。另一座是诺公祠，位于惠献贝子祠不远的凤林寺东侧，祠主是曾任康熙年镇浙将军的顺承忠郡王诺罗布，因其“恤兵爱民”而建祠于此。“二王一贝”均曾在北山街中西段附近建祠，可见此地山水之佳。

镜湖厅地段内，原地藏殿西侧，还曾有一座建于乾隆年间，规模堪称清代西湖墓葬之最的梁文濂墓。梁文濂本钱塘（杭州）一介书生，之所以有如此高规格的墓园，是因为有个位极人臣的儿子梁诗正。

乾隆十六年（1751），梁诗正随乾隆首次南巡，年已八十的梁文濂前来接驾，乾隆传谕晋封其一品官衔，并题赐“湖山养福”。八年后梁文濂去世，梁诗正以最高官员规格，将其父葬于此山水绝佳处，落实了乾隆谕旨“湖山养福”。

梁墓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但在1920年前的老照片中，这座湖边大墓的遗迹仍十分清晰，其中包括立于湖畔的残存牌坊、墓道边的石翁仲、石兽等，与孤山放鹤亭、巢居阁隔湖相对，显示其当年的气派。

1929年首届西博会期间，梁墓被改造成建有喷水池的花园。当时的丝绸馆即现镜湖厅区域内的建筑，自东往西依次为地藏殿、花园、葛荫山庄、跳舞厅、惠中旅馆、严庄、瑶山别墅及爱日精庐，除了花园和跳舞厅是西博会时所建，其他均为原有建筑。

地藏殿和葛荫山庄

最东侧，也就是北山街从这里开始，不再沿湖而绕过的地藏殿，原是其东边唐代古寺招贤寺的一座偏殿，内供地藏王菩萨。地藏殿在佛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北山街要从其后绕过。

杭人历来有在地藏菩萨成道日，也就是农历七月三十日这天插“地藏香”的习俗。1930年的这个时候，有位文人来到里西湖的地藏殿，不过他不是来烧香，而是来此“隐居”。

民国时期里西湖的地藏殿也称觉园，可为香客和游客提供食宿。1930年中秋节前，郁达夫独自一人从上海来到觉园，化名“王质安”住了整整两个多月。当时他只与一位叫孙百刚的朋友联系，没人知道郁达夫为什么要悄悄躲在觉园。这期间，郁达夫翻译了一部德文小说，还写了首诗《觉园独居寄孙百刚》，内有对地藏殿的环境描写：“逋窜禅房昼闭关，夜窗灯火照孤山。此间事不为人道，君但能来与往还。”

地藏殿西侧是该地段的主要建筑葛荫山庄。葛荫山庄以前是西湖名庄之一，与汪庄、刘庄、蒋庄、高庄等齐名，其地理环境、建筑格局甚至可与汪庄相媲美，可惜后来与其西边的杨庄（后称严庄），成为北山街上消失得最彻底的庄园。

葛荫山庄建于民国初年，其最初的主人，按现在的说法为“湖南巨商葛氏”，其实他既不是湖南人，也不姓葛，而是苏州洞庭席氏家族的席锡藩。

许多民国资料，如胡祥翰《西湖新志》、钟毓龙《说杭州》及阮毅成《三句不离本杭》等，均记载葛荫山庄主人为“洞庭葛氏”，这个“洞庭”，后人即想象成湖南的洞庭湖，其实此“洞庭”是苏州太湖的洞庭山。而“葛氏”则都依照庄园一般以主人姓氏冠名的惯例，但此庄偏偏以地理位置（葛岭下）及环境来命名。

1917年，上海富商陈之祥来杭游玩后，写过一本由多位名人作序的《西湖游记》，其中明确提到葛荫山庄的主人为席锡藩，因陈本人就是席锡藩的好友，所以这个说法是比较可靠的。席锡藩是清末民初“洞庭山帮”的重要人物，“洞庭山帮”是指以苏州洞庭东山席家为首的上海买办集团，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该帮几乎垄断了上海外商银行及许多洋行的买办职务。

清政府甲午战争的2亿两白银赔款，就是通过席家所代理的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所借的。从晚清到北洋，席氏家族在金融界一直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当时有句谚语：“徽帮人最狠，见了山上帮（即洞庭山帮），还得忍一忍。”

作为席氏买办家族第二代中的佼佼者席锡藩，先后任英国麦加利（渣打）银行及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中法工商银行的买办，他的次女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还是姻亲。席家与四大家族关系密切，其作为江浙财团的代表之一，是当时统治阶层的重要支柱。

有趣的是，席锡藩不仅是位洋行买办，还精通黄老之术，是位道家养身学说的专家。席锡藩本名席裕康，字锡藩，号抱仁子，他编写的有关道家气功导引术的著作《内外功图说辑要》，至今仍是中国传统养身学的重要文献。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他为什么要将庄园建在葛岭之下，因为葛岭是道教祖师级人物葛洪的道场，抱仁子（席锡藩）在此能得到祖师爷抱朴子（葛洪）的荫庇，因此称之“葛荫山庄”。

背山临湖的葛荫山庄，庄额由晚晴苏州名士陆润庠题写，庄内三五亭阁点缀在奇花古木间，曲廊回环，竹翠柳绿，临湖建有一亭，名“招鹤亭”，与孤山放鹤亭遥遥相对。为了增添雅趣，位于北山街南侧的山庄大门常常关闭，进出一般均坐船，从里西湖荷花围绕的庄园码头上下。因其清幽雅致，葛荫山庄是当时消夏避暑的好地方。

巧的是，现苏州吴中区太湖边的洞庭东山镇，有座建于1933年的“席家花园”（也称启园），其主体建筑也叫“镜湖厅”。

席锡藩后来将葛荫山庄转让给沈氏，这个“沈氏”就是席锡藩的叔叔席素恒父子，席素恒因过继给舅父沈二园为子，改名沈吉成，他曾任英商沙逊洋行的买办，人称“沙逊阿四”，其子沈延龄后来也任新沙逊洋行的买办。

同大多数湖上庄园一样，葛荫山庄的主人其实也很少来此居住，平时山庄是对外开放的。因其环境优雅，当时许多名人政要、机关团体均来此借宿或租用场地设宴、集会等。其中康有为、哈同夫妇在康庄及罗苑未建前，都曾在葛荫山庄暂住过。李叔同出家前，最后一次参加南社的雅集，也在葛荫山庄。

大师相聚

杭州沦陷期间，镜湖厅地段内的庄园，如葛荫山庄、杨庄等曾住有日军，庄园破坏严重。抗战胜利后，由时任浙江省民政厅长的阮毅成出面，分别征得杨庄与葛荫山庄主人的同意，将在云和的浙江通志馆及在四川乐山的复性书院，先后迁至杨庄与葛荫山庄，期望此地成为浙江学派的复兴之地。

葛荫山庄西边的杨庄，建于清末，原主人杨士燮，曾任杭州知府及浙江巡警道道员。出自安徽泗县的杨家，清末三代为官，杨士燮的四弟杨士骧、五弟杨士琦均曾为袁世凯的心腹，其中杨士骧还继袁世凯之后任直隶总督。背景强大的杨士燮将庄园建于此湖山胜地，直至杨家势力衰退，才转让给严姓人士，改作严庄。民国初年，该庄曾租给杭州海关监督署办公。

由著名学者、书画家余绍宋任馆长的浙江通志馆迁入杨庄后，在此整理文献、编纂通志，完成了《浙江通志稿》这一巨大系统工程。通志馆迁至杨庄的第二年，由当代大儒马一浮创办的复性书院，从四川乐山迁到了葛荫山庄，自此馆院相邻，图史互校，书香满溢镜湖厅，余马二老，亦相得极欢。

又过一年，葛荫山庄斜对面的招贤寺旁，著名画家丰子恺也迁居于此。对于丰子恺来说，能与亦师亦友的马一浮为邻，不胜欢喜。丰子恺曾为该居题联：“居邻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马一浮认为不够概括，于是赠其一篆字联，共四字：“天清，地宁”，丰子恺将该联挂于寓所，以示对马老的敬重。

几位文化名人相聚于湖山胜处，这里原本可成为文化复兴之地，但因时局动荡，物价暴涨，生活艰难，马一浮为维持复性书院，不得不刻书卖字；丰子恺也只得以卖画维持生计，到1948年均各自散去，通志馆也在1949年初解散。相聚虽短，却也为此地留下了一段佳话。

西湖第一家旅馆

葛荫山庄与杨庄之间，曾经还有一幢建筑，就是惠中旅馆，这是西湖边最早的旅馆。辛亥革命前，因西湖在城墙之外，湖边并无旅舍，游人如要过夜，只得投宿于寺庙。直至城墙拆除，“西湖进城”后，西湖边才先后开起三家最早的旅馆：惠中旅馆、西湖旅馆和新新旅馆，三家旅馆均沿北山街而建。

惠中旅馆的前身为孙圃，是上海富商孙直斋的别业。里西湖的惠中旅馆，是孙直斋以私人别墅改建，开西湖旅馆业之先。当时孙直斋在上海、苏州、无锡等地都开有惠中旅馆，相当于现在的连锁酒店，可见其超前的投资理念。

教育家俞子夷1914年曾入住惠中旅馆，据他评价：“在当时，惠中是杭州第一等旅馆。一切设备都是新式。铁纱窗，罗纱帐，夜里不再怕大如鸭的西湖蚊了。西式大瓷盆，每天可以洗澡。”

可能因为里西湖只有这块地方，北山街是往后绕行的，直接临湖，没有干扰，郁达夫特别偏爱。他在同一年继地藏庙“隐居”后，又居惠中旅馆的临水客房，创作了以葛岭杨云友墓为背景的，带有魔幻穿越色彩的小说《十三夜》。

解放后惠中旅馆改作民居，1986年这幢西湖边最早的旅馆建筑被拆除，之后成为了镜湖厅景区的一部分。

据1929年西博会丝绸馆地图显示，现镜湖厅西部，靠近西泠桥地段，还有两座较小的建筑，即瑶山别墅和爱日精庐。最西端的爱日精庐，即顾庄，因存在时间不长，几乎没留下什么资料。瑶山别墅的主人为在沪广东籍实业家劳敬修，他也是以上海泰和洋行买办起家，属于广东香山买办集团，与苏州洞庭席氏买办家族齐名。劳敬修、劳儆安父子当时在西泠桥东北，沿宝石山麓置有多处地产。

劳儆安于首届西博会后，以西泠桥北劳庄改建的西泠饭店，是当时西湖边设施一流、最具气派的西式饭店。饭店后山原是称作“断龙头”的悬崖，劳氏墓道就在其下，劳儆安在其山顶筑一凌云台，台上建一望湖亭，是当时最有名的西湖全景观赏点之一。

北山街绕过的这块临湖之地，解放后由省政府征用，作为省级机关宿舍及幼儿园等。1986年后，拆除了所有旧建筑，改建成镜湖厅景区。当初绕过的这些佛殿、庄园及旅馆，反倒成为沿北山街消失得最彻底的建筑群。

现站在西泠桥东望，湖左葛岭镜湖厅，湖右孤山放鹤亭，构成了西湖的“回音壁”：空谷传声。那些在此出现过的人物与故事，无论多么显赫、多么精彩，终如空谷传声，于时空中稍纵即逝，惟湖山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