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笕桥的浙江大学农学院（摄于1934年）

江南膏腴之地，多年来也是天下粮仓，“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杭州，对农业同样重视，就像南宋皇室要在皇城之外耕耘八卦田的道理一样：农业为立国之本。

老底子艮山门外那条官道叫走马塘，它途经笕桥老街，到茶花村止，这个“止”若要再具体点，应止于泥桥头的泥桥。《笕桥古地名汇编》载：“泥桥头，位于笕桥镇北2.35公里，昔时村北有一泥桥，故名。”

泥桥位于茶花村北端，再过去是通往乔司的“临平驿道”了。1931年，泥桥头大片土地因建机场被一道红线划入，外迁的除了当地村民，还有一所与“农事”有关的学校。搬迁前该校办得红红火火，带动四乡的经济，泥桥头跟着风光一时，被誉为浙江现代农业高等教育的发祥地。

农试场，浙江省农科院的前身

1911年11月初，杭州革命军起义，推翻了满清的统治，清廷的大小官员一见不妙，纷纷作鸟兽散。革命军在整治过程中，把劝业道（清末官署名，掌全省农工商业及交通事务）官员董元亮抓了起来。那年12月25日的《申报》里有篇《浙江近事纪》，说他在“光复后潜行卷逃，历经军政府查拿在案”。

为何要抓董元亮？他早先在茶花村买地建一个与农事有关的教育基地，整个项目先后动用公款三万余元，结果经查“估数不值一万五千元”，那一半的钱用在哪里？一是“购买民地四十余亩，开办柞蚕饲育场、植物园并房屋一所”；一是“又相离该园咫尺购地二百六十余亩，开办浙江农事试验场（以下简称农试场）。有房屋两所，洋式楼房一所，尚有日本种地器械……”这先后两次买地，是为了开办农试场（柞蚕饲育场、植物园很快就尽归农试场），不久又在此基础上建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

董元亮买地有其时代背景：清末民国初是中国演进到近代社会的关键时期，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陆续从西方传入，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执政者意识到千百年来的“刀耕火种”模式不能再沿袭下去了，便开始尝试改革——抓教育、启民智、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史载“1903年，清政府商部行文各省议设农事试验场”；到1908年3月，“浙江巡抚饬布政使筹洋2000元，在艮山门外笕桥泥桥头购得民地四十亩五分八厘二丝，创办农事试验场……宣统元年二月开始分区试种，进行农业科学实验”。接下来的“1911年6月，劝业道员董元亮聘范运枢为场长。设场于杭州艮山门外笕桥镇泥桥头南，场地约24公顷，分设作物、畜牧、农业化学、蚕桑四科……”

这个官办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的诞生，促进了浙江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试场是今省农科院的前身。《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事记》说农试场于1932年并入农业改良总场；1934年迁华家池，抗战爆发时外迁；1938年在松阳时改称浙江省农业改进所；抗战胜利后迁回杭州；1951年更名为浙江省农业科研所；1956年迁至今德胜中路298号；1957年至1958年，周恩来、毛泽东先后视察省农科所，足见新中国领导人对农业的重视。1960年该所改称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研究力量雄厚，具有科研优势特色的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

甲农校，奠定中国农业发展的基础

1927年秋，一个名叫朱学曾的年轻人从城站坐火车，经艮山门，到笕桥站下车。

当时的站头位于笕桥老街之北不到一里路的地方。小朱那天是去“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报到入学的。他叫了辆独轮车，装上行李往北而去，沿途有狮子坟、六家坑……站在校门口，小朱细细扫视一周：校门面西，门前有纪念碑和护校河，院舍仅三长列平房，呈三字形。前列正中是校门，两侧是办公室，中列是教室，后列正中是大礼堂，西面是学生宿舍，再过去是餐厅，餐厅旁边为教师宿舍……

40多年过后的某一天，已旅居美国的朱学曾以学者身份与同为1931年毕业的汪仲毅、杜昌修等校友一起旧地重游，他对当年的场景记忆犹新：“舍内的设施很简陋，没有电灯，晚间由院方发给每人一支洋蜡烛。1929年秋建成一座二层楼做学生宿舍，5人一间，装了电灯……”

朱学曾感慨之余，曾写下一篇《笕桥时代的农学院》，同游的杜昌修赋诗云：“皋亭山下溯源头，笕水粼粼忆旧游。风雨晦明谈旧话，神农之学耀千秋。”

朱学曾读书的三年里，校名每年都在变更，如果之前之后的都加上去，校名改称达十次之多，它的改名，其实是时间的痕迹。

《浙江省农业学校十周年纪念刊》说：清宣统二年九月，官府在马坡巷创建农业教员养成所，不久迁横河桥南河下，校名叫农业教员讲习所；两年后称浙江中等农业学堂；1913年4月21日校址迁入泥桥头的农试场内，改称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简称甲农校，迁校这天定为甲农校纪念日）。隔年升格为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27年叫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1928年改称浙江大学劳农学院；1929年删去一“劳”字，称浙大农学院。1931年，因建机场，农学院被征用，以23万元转让，改在华家池购地1000亩开建，1934年搬入新校舍。1952年农学院从浙大分出，建独立的浙江农学院；1960年与其他农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农业大学；1998年又并入浙江大学，称浙大华家池校区。

甲农校从笕桥（多数资料不说泥桥头）落脚起到外迁，办学时间长达21年。说到校名，在笕桥时不管七变八变，一般都归入甲农校名下。

清末农业教员讲习所搬迁乡下的原因，估计在城里只能学理论，而农学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得随时去田头地脚观察分析。至于选址笕桥，盖因泥桥头之前已建农试场，在此基础上建农校无疑要省钱省力许多。

甲农校多位校长里，获法国国家博物学硕士学位的谭鸿熙（曾任国民政府农业部长）影响较大，他召集的教授多数是从日、美、德、法归国的农学专家。该校前后培养出各类人才553人，其中有共和国首任农业部副部长吴觉农及后来的浙农大校长丁振麟（城东九堡人），还有沈宗翰、周汝沆等，在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路程上，是他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林启与省立高级蚕桑科中学

说到浙江蚕桑业在近代的演化过程，势必要提及林启。

林启（1839—1900）是清光绪二年进士，曾任杭州知府四年，其政绩里最明显的一点，是开办各种“新学”，如创建蚕学馆。蚕学馆揭开了我国近代纺织丝绸教学的帷幕，被誉为“开全国蚕桑改良之先声”。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正是杭州的“蚕月”，林启轻车简服，来到艮山门外，对蚕桑养殖业作调研。他走入一个村子，正好碰到一位蚕农端着一大匾的蚕往河沟里倒去，林启忙拦住询问，方知土蚕斗不过东洋蚕，只好作此处理。林启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回去后与属下反复论证，决定采纳康发达的建议，尝试对“蚕务”作重大改革。

第二年夏，时机已成熟，遂向浙江巡抚提请创设蚕学堂，经批准后在金沙港建蚕学馆，林启亲任总办。他聘请国外蚕学家来馆任教，同时派员去日本学习。蚕学堂当年的办学宗旨是“除微粒子病，制造佳种，精求饲育，兼讲植桑，传授学生，推广民间”。

转眼到了1928年4月，省府105次政务会通过蚕学馆迁校笕桥案，次年9月迁入泥桥头，被甲农校“归并”，改称“浙江省立高级蚕桑科中学”，由谭熙鸿兼任该中学的校长；1933年9月，校名改称“浙江省立高级蚕桑科职业学校”；1934年迁址古荡。

蚕桑科中学在泥桥头时间共6年，该校的教育普及带动了“丝绸之府”的蚕桑业，茧产量逐年提高，1936年全市共收茧4万余担，是杭州历史上最好的年份。除了主业之外，还带动不少副业，如当年酿制的桑葚酒，被称之为笕桥特产……

该校自晚清创建到1949年的52年间，培养出蚕丝业专家嵇侃、方志澄等1400余名，不少教授一生从事蚕桑教育事业。该校1964年由国务院定名为浙江丝绸工学院；1999年改称浙江工程学院；2004年更名为浙江理工大学。

笕桥植物园，我国近代史上首个植物园

中国历朝有数不清的皇室御苑和私家园林，像北京颐和园等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可惜它们都不属于科学分类意义上的植物园。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认知，民国前中华植物都是本地采集标本后，到域外去进行研究的。

这个问题一直到20世纪初方才引起有关部门重视，1927年，甲农校改组为劳农学院，院内设农学、森林两科（并入原建德省立甲种森林学校），聘请钟观光前来主持植物学，在校舍南侧，创办了具有教学性质的“笕桥植物园”，该园是我国近代史上首个植物园。

笕桥植物园历史其实应从1908年董元亮买地算起，那年该园边建边已在教学，只是师资力量、教学内容等不尽如人意罢了。

钟观光（1868—1940）为浙江镇海人，光绪十三年（1887）考取秀才，历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参事、北大副教授等，到笕桥后的身份是劳农学院副教授，兼任省博物馆自然部主任。他曾东渡日本考察，被誉为“中国用近代植物分类学方法，研究和进行大规模系统化植物采集第一人”。他主持的森林科（应是分校）共开出“植物学”等20个课程，整个系统正规而又齐备。

据《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院史》记载：“钟观光才深学博，办事热忱，商得谭熙鸿院长同意，于经济困难中创办植物园，两年而成，辟地约50亩（甲农校后来扩展到360亩左右，应与此有关），搜集植物2000余种，成为我国最早的植物园。”钟教授将全国各地采集到的植物分区栽培，每种植物都挂上写有中文、拉丁文学名和属科的标牌。当年森林和农学两科联在一起，设有各种实验室、蚕室……

钟观光不仅国内有名气，对东南亚国家也产生影响，大家以各种方式向他表示敬意。如菲律宾马尼拉科学院把他发现的一种马鞭草科灌木，命名为“钟君木”；华南植物研究所把一种木兰科乔木定名为“观光木”；1934年笕桥植物园迁至华家池，在园内小山上建一座“观光亭”。

植物园在笕桥存在时间为26年。

旧址，农事诗中的人间密码

早十多年前，我和吴仙松先生为编著《江南古镇笕桥》一书四处探访。那时只知道有个甲农校在横塘附近的机场内，向当地住户打听具体位置，可惜一无所获。

在写此文过程中，我向吴锦荣和孙平两位前辈求援，获得清末《浙江官报》和甲农校内刊《中华农学会报》（内有《笕桥百户农家调查》）等珍贵资料。仲向平也发来从《申报》里找到的相关信息，加上我在民国时绘制的数张《笕桥图》上也有新的发现，便考虑再去茶花村“碰碰运气看”。

说来也巧，此后一天我与茶花村人闲聊时，她小时候常去机场内玩耍，我随口问了句：“有没在机场内见过一栋二层的洋房？”她立马说：“有啊，就在茶花村的东营门里面，朝左手拐，大概三四百步远……”

我一阵惊喜，这真叫“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了！泥桥头当年没有其他洋楼，该地在1949年后的一些年里，也没一家用“水门汀”（混凝土）建二楼的，农户大多住在相当原始的“直筒草舍”里。

如果“洋式楼房一所”找到，那甲农校旧址自然就毫无悬念了。

查阅资料，在甲农校搬出后，当时规划在机场东南方向建航校、飞机制造厂、跑道等；西北角则以后勤及生活区为主，甲农校建筑腾空后就改作医院及官兵家属住房；从方位上看，史料记载甲农校在泥桥南，与地图上标示的“农学院”位置完全吻合（泥桥头毕竟就这点地方）。

我顶着烈日再去泥桥头求证，先找到随道路扩建而正在拆造的泥桥，桥北的路东侧竖着一块上凿“五星村”三字的界石。据原泥桥村5组王永生老人介绍：当地细分为泥桥头、泥桥村，其实是同一个自然村。桥北界石那里过去叫火烧址，如今改称五星村，属余杭；泥桥南是机场西北角的尽头……

我转向村民杨发根打听那栋洋楼，他可能嫌我“问得萝卜不生根”，就干脆带去找该村老支书郑志贤，结果说法一致：两人小时候常在那栋与众不同的洋楼四周割羊草、采桑果果……我道谢后经茶花庙，来到“东营门”口，这口子至少从建机场起到今天，没一丝变动过。由于无法入内，我只好站在哨卡前往左侧张望——远近都是树林……

后来我恰好去参观中央航校，顺便到大片树林的后面一转，只见一栋11开间的由清水砖砌成的西式二层楼“躲”在重重绿荫之中，该正门前一字排开10根砖柱，组合成一条两头封闭的雨廊，柱与柱之间为拱券门模样……该楼如今属危房，但看上去骨架还相当坚固，拿老照片比对，整体结构相同，砖柱也是10根……

百年前，这里曾满溢欢声笑语，如今已重归寂静。我感慨不已，记得《野百合也有春天》里有句歌词：“而今何处是你 往日的笑容……”在我的心目中，泥桥头犹如一朵曾经灼灼其华的野百合，但愿后人能记住它“往日的笑容”，在这里立块甲农校碑。

农业为立国之本。有句老古话叫民以食为天，如今叫无农不稳，袁隆平写过：“一粒粮食能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

即使是在杭州这样的膏腴之地，也曾经有过惨痛记忆，钟毓龙《说杭州》中记载过咸丰战乱之时的惨状，当时杭城饿殍无数，饥民“又久之，食人矣。饿夫行道上，每仆于地，气犹未绝，而两股肉已为人割去。有卖牛心肝者，皆人心肝也”。

这个景象距建甲农校早四五十年，执政者之所以要建农试场与甲农校，兴许还包含着这层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