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在历史上的经济贡献常为人所提及，例如大运河南端之湖墅，人们一旦说起，几乎都要津津乐道一句“十里银湖墅”，以示武林门外至拱宸桥这段运河两岸自古繁华。实际上，除了经济发达，此地学脉亦十分悠久，自古读书风气浓厚。

    有清一代，杭州出状元五人，而拱墅占其三。此外，拱墅南部在明清两朝所出目前已知的53名进士中，除了三位状元，还有一位榜眼，两位探花，另有举博学鸿词科者三。一区之隅，竟有如此伟观，令人盛赞不已。史家云：浙西山川灵秀之气，钟于湖墅者独厚也。

    ❶ 清代三状元

    公元1742年，殿试放榜，两位运河南端——今为杭州拱墅区的学子榜上有名，即金甡和张开士。金甡，字雨叔，号海住，为该科状元，按惯例，该年榜单又被称为“金甡榜”。金甡其人，史称：“至性过人，事母孝，偕兄虞，砥砺学问，尤淹贯史事。”金甡的祖父叫金皇瑞，曾在北京和云南两地做官达二十年。金甡的父亲叫金德麐。金家祖上家道殷富，但到了金德麐手上时，已不如从前。于是，金德麐“弃城中马市屋，徙居湖墅丘园养素，不乐功名。父殁时，日跽灵前，诵《金刚经》不辍。楼上供大士铜像。焚香诵经，晨夕膜拜，如枯禅老衲”。又是一个孝子！金德麐生子九人，金甡之兄金虞，字长孺，号小树，康熙五十九年（1720）中举，乾隆元年(1735) 中博学鸿词科。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甡以疾告归，主讲敷文书院（即万松书院），年81而卒。为其写墓志铭的人，是当过嘉庆帝师的朱珪。

    朱珪晚年栖心道教，整日闭目养静，跟人说话，亦不开眸。有一天，他突然对大家说：“文公已受代去，代之者吴云岩殿撰鸿也。”文公，指韩愈，历代传说其为翰林院土地神。朱珪说的意思是，韩愈任期已经到了，翰林院土地神已换成吴云岩啦！吴云岩也是状元，与金甡夺魁仅时隔九年。金甡中状元时已40岁，吴鸿中状元时年仅26岁。金甡是连中两元，即会元、状元。吴鸿则是跳中两元，即解元和状元。尽管吴云岩接任韩愈当翰林院土地神是朱珪的“神仙之语”，有迷信色彩，但客观上也反映出一些清朝大臣对他的赞赏和惋惜。关于吴鸿，《杭州府志》称其：“进御之文典则醇雅，好奖掖后进……年未四十卒，端谨和易，风度凝然，时以公辅相期，未竟其用，朝野惜之。”吴鸿老家在半道红，后人称为状元第，毁于太平军攻占杭州时。

    太平军第一次攻打杭州的时间为清咸丰十年，岁次庚申，公元1860年。这一年，咸丰皇帝30岁，在中华传统文化里，到了30岁，又叫到了而立之年，也称三旬寿。为此，咸丰特设恩科。殿试那天，监试官为尚书肃顺，他想选拔一些文笔敏捷的人，“日未晡迫令收卷，使独显其长得首选”。一名来自运河南端湖墅的应试者，因在那些日子里不断听到太平军攻打杭州的坏消息，心中挂念故乡，有感而发，随心所至，“振笔直书，完卷独早，遂获大魁”。此人就是钟骏声，拱墅历史上出的第三位状元，不仅是杭州，也是浙江出的最后一位状元。马叙伦《石屋余瀋》之“二钱遗事”中说：“雨辰先生为余外祖父邹蓉阁先生之姑子，亦先祖之同年友。其先世居杭州湖墅，后居城内东山巷。”钟骏声的父亲叫钟世耀，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科进士。就在钟骏声中状元的第二年，即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公元1861年冬天，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再次攻占杭城，钟世耀亡于战乱。

    明清两朝，浙江省中状元的人数，均为20名。而杭州在明朝的状元只有两个，即成化甲辰钱塘李旻、嘉靖戊戌钱塘茅瓒。到了清代，杭州的状元数量达到五个，其中三个出自湖墅。从学风来讲，湖墅学风之浓厚，不难想见。从地域文化角度而言，则如高鹏年所讲：“浙西山川灵秀之气，钟于湖墅者独厚也。”

    ❷ 仓基沈探花

    清人魏标《湖墅杂诗》里有这么两句：“祖孙父子联科第，艳说仓基沈探花。”循着这个线索，我发现这竟然是一段仓基沈家横跨明清的两朝科举佳话。

    沈探花，就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殿试第三名的沈锡辂，字南指。沈锡辂有个弟弟，叫沈宣，也是进士，中进士时间为1700年，比他哥哥还早18年。《湖墅小志》载：“沈宣，号文山，康熙庚辰进士。居湖墅仓基。”沈锡辂祖上，出过一位举人，即嘉靖辛酉中举的沈锐，字时抑。沈锐有两个孙子，大的叫沈自成，崇祯六年（1633）举人；小的叫沈必成，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也是弟弟比哥哥考得好，可惜的是沈必成中进士不久即卒于北京，当时他的老婆蒋氏才二十五岁，尚无一男半女，于是沈自成将尚在襁褓中的次子过继给弟媳。这个孩子，便是沈兆连，号鹤沙，顺治甲午举人。工书，精于汉隶，“湖墅耆旧咸目为今之王右军”。沈探花，就是沈兆连之孙。简单而言，就是沈探花家族，六代出了三位进士两位举人，即沈锐（举人）、沈自成（举人）、沈必成（进士）、沈兆连（举人）、沈锡辂（探花）、沈宣（进士）。五个人之间，既存在祖孙联科第的全脉纵向单线关系，又可分段构成多组合的祖孙、父子联科的关系，以及沈兆连和沈锡辂、沈宣两兄弟的祖孙联科第关系。这数学般迷人的现象，就是仓基沈探花家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科名佳话，不单是运河南端的精神遗产，也属于全国。

    运河南端，还有一户沈姓人家，也有横跨明清两朝的隔代科名佳话，即沈文与其裔孙沈筠。沈文，字思质，号纯庵，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徽州知府。魏标曾将秦懋义、吴瓒、沈文这三位明朝湖墅进士的优点合写成两句诗：“秦沈声名远足夸，乐闲纪事美才华。”沈筠，字开平，号晴岩，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举鸿词科，授翰林院编修，又经殿试，复点庶吉士。庶吉士，亦称庶常，是明清两朝翰林院里的职位。换言之，沈筠属于两次进翰林。《湖墅小志》评价他的这段经历用了四个字：“士论荣之”。《熙朝新语》换了两个字，称“儒者荣之”。其实意思都一样，说的都是沈筠从编修到庶吉士的际遇，被公认为读书人之荣耀。据史书记载，沈筠为文唾地立成，还是一位大孝子，曾“割股肉和药以疗父，父病顿瘳。既而母病，亦如之。”

    《湖墅小志》述及沈探花时，感叹道：“世称仓基沈探花者……历来父老儿童亦莫不知沈探花之名。以其科甲绵绵不绝，自前明嘉靖起，代有其人。咸丰间，屋宇尚在。西匪后，不特仓基旧宅化为焦土，即问其后人，亦不得而知也。”实际上，仓基在历史上的辉煌，单出进士这一项，又何止沈氏一族？钱镠二十八世孙、乾隆四十三年进士钱栻，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有“铁面御史”之称的金子梅，都是仓基人。除了出进士，仓基还有过一些世家大户。道光年间杭城北郭首富陆循庄，致仕后的杭嘉湖道台陈钟麟及其子陈泰来太守都住于此，钱秋岘太守也世居仓基。因此，临河而兴的运河南端，人才辈出、群贤毕至，车往马来、填街塞巷，热闹非凡、繁盛无比，仓基上也成为清人眼中的富贵街。

    ❸ 七代六进士

    拱墅历史上出过的进士不仅数量多，科举佳话也不少。较著名者，除了进士父状元子的钟世耀和钟骏声的父子联科，及两个沈姓家族横跨两个朝代的联科之外，还有更生猛的蔡氏一族七代六进士的佳话。

    袁枚曾讲过一个鬼故事，说杭州北关门外有一间房子，经常闹鬼，没人敢住，后来有一位蔡姓书生不顾亲朋反对将屋买下。买下后，家人不肯随他居住，他自己先住了进去，秉烛坐至夜半时分，来了一女子，颈拖红帛，向他侠拜之后，结绳于梁，伸颈就之。蔡书生毫无怖色，女子又挂一绳子，招呼蔡书生和她一起上吊，蔡曳一足就之。女子叹道：“君误矣。”蔡笑道：‘你误才有今日，我才不误！“女鬼大笑，伏地再拜离去。从此以后，这个房子再也没有鬼怪之事发生，蔡亦登第。这位蔡书生，就是蔡应彪，字炳侯，号崧霞。据《湖墅小志》载：”其一生清廉正直，但知有民而不知有官，故累代科甲不绝。或谓其墓有风水使然。余曾到其处，墓之左右前后皆有荡，一片平阳，极为开敞。墓仅一粒珠，不用石器。立一丰碑，题曰’蔡崧霞公之墓‘，与西湖山遥遥相对。所谓地灵则人杰，理或然欤。然即以地理论之，亦须有德者方能葬此吉穴也。"

    蔡氏一族在运河南端，是名副其实的世家大族，蔡应彪墓所在地即旧时湖墅八景之“白荡烟村”之所在，蔡廷衡退休后“筑室于北郭之黑桥。大开广厦百余间，画栋雕梁，甲于湖墅，所谓阀阅门楣也。年七十外生子振武。”据高鹏年所讲，蔡氏一族自蔡炳侯至其六世孙济勤（光绪壬午举人），蝉联七代科名。清人朱彭寿《旧典备征》卷四“累代甲科”条下，蔡氏一族中进士者有四人：“浙江仁和蔡应彪（乾隆丁巳）、应彪孙共武（乾隆辛丑）、共武孙念慈（道光辛丑）、念慈孙世佐（光绪庚辰）。”综合有关资料，蔡氏一族七代出了六位进士，分别为：蔡应彪，应彪子廷衡，廷衡子共武、振武，共武孙念慈，念慈孙世佐）。其中，蔡共武的女儿嫁给沈曾植的外祖父，生了一子四女，二女儿即沈曾植的母亲，三女儿嫁给了金子梅。咸丰六年（1856），金子梅充会试房考官、殿撰。咸丰六年（1856）充会试房考官、殿撰。《湖墅小志》载：“翁叔平同龢，其得意门生也。生平性耿直，任京秩二十余年，一贫如洗。”

    历史的规律总是这样：一个地区社会的发展过程，经济总是领先于它者发展。拱墅地区在历史上的经济发展，以明清为最盛。尽管探讨拱墅进士辈出在发生学上的成因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经济发达、悠久而优秀的地域文化传统是滋养名人辈出的深厚土壤。优秀的教育传统、士子之间广泛联系、以乡贤为荣、竞相著书立说，是拱墅文化基因的四个维度。拱墅史上之进士，有寒门之士，也有累代科甲之族；有通籍后旋归不出仕者，也有致仕才返乡之人。整体上，他们都体现了“出则利民，归则利乡”的精神，为明清时期运河南端的社会文化发展绘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所在地域人们的榜样和表率，促进了这方水土地域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❹ 师生传佳话

    明洪武三十年（1397），18岁的王洪中了进士，“授行人，升给事中，以文学迁翰林院、检讨，进修撰，预修永乐大典为闱总裁，进侍讲”。这是《两浙名贤录》对王洪的介绍，同书还称其“自幼岐嶷，英异越人，以童子廪郡庠，大为同业生所畏让”。简单来说，这就是个神童。他的家就在夹城。“夹城八景”（又称湖墅八景），便始于他笔下。他的老师之一，叫项伯藏。据《嘉靖仁和县志》载：“项伯藏，字智用，仁和人，居武林门外夹城东。博学多识，辟馆授徒。若翰林侍讲王洪、刑部员外孙迪、寿州同知夏节、节弟筠，皆出其门。寿九十余卒。”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讲项伯藏，说他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不久，因犯文字狱——“以诗坐法”，被割了双耳。丁丙则认为其堪称儒学宗师：“项翁智用数儒宗，博学耆年古道崇。馆辟夹城宏教授，孙王二夏沐春风。”王洪与项伯藏关系十分要好，一生相善，既是师徒，也是忘年交，堪为旧时师生关系之楷模。

    拱墅在明清时期的教师，门下出进士最多的，要数湖墅望族——高氏家族里的高抡印和高桂山。高抡印，号冰芝，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官广西鹿川县。未一载而归，设教于乡。门下学生中出过三位进士，即钱栻、魏成宪、姚礼。钱栻，家居仓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入翰林，精楷法，历任河南道御史、提督四川学政、广西按察使等职。魏成宪，字宝臣，号春松，乾隆二十年（1755）秋九月二十六日丑时生于米市巷老屋，乾隆四十九年（1784）进士，由刑部出守扬州，后入京，仍官御史。魏成宪和钱栻曾先后任过广州粤秀书院的山长。钱栻致仕后，又到扬州掌教梅花书院。姚礼，号蘅皋，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历官福建长汀县、广西容县，皆有政声。

    姚礼与高桂山是莫逆之交。旧时左侯庙有一副对联：“千万人粟待输秦，乐善好施，在昔仁声著吴越；八百载桥犹姓左，春祈秋报，至今遗爱颂苍黎。”作者就是高桂山。其门下所出进士除了金子梅，还有魏大纲、黄安绶。魏大纲，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为人彬彬儒雅，笃孝友，尤尚气节，有东汉遗风。黄安绶，原名廷绶，号蒨园，是高桂山最得意门生，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官编修，充国史馆提调近十年，编成《两浙科名录》。

    若以题金榜之名次，为学生成绩之高下而论，那么学生成绩最好的老师当属魏士龙。他门下出了状元钟骏声和探花冯培元。但因为钟骏声也在另一位老师，即在钟古春门下学习过，而钟古春门下又曾出过一位金殿传胪，即周兰，同治二年进士，总榜排名在探花张之洞后，位居第四。所以，钟古春与魏士龙实在不相伯仲。冯培元，字因伯，号小亭，家居余塘巷口，幼孤，家赤贫，读书十分刻苦，“就母案，共灯火，书声与刀尺声常达旦，年十三尽通群经”，后得魏仓伯之助，入宗文义塾。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探花。

    在运河南端，还有一段师生竞科的佳话。家居墅北秉祥巷周由厚，乾隆五十四年（1789）参加乡试，副考官阅他的考卷时，击节称赞，认为足可压榜，遂作为解元之选推荐给正考官，不料解元已定。正考官跟副考官商量说，定为第二名如何？副考官说，是第一名的才华，“今科不领解，以待来科”。放榜之后，大家才知道解元乃其门生汪润之，一时播为美谈。然而，可惜的是周由厚后来并未中举，而是以副贡的身份终老。汪润之，则于嘉庆六年（1801）中进士，其妻潘素心，字虚白，号若耶女史，为清代著名女诗人，袁枚女弟子。

    拱墅历史上所出进士，数量蔚为大观，师者功不可没。师者也是运河南端士人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检阅历史，会发现他们所发挥的精神领袖的职能，要远大于他们所承担的教授知识的职能。因而，他们在从事教学活动和个人文学艺术创作的同时，也缔造了地域景观文化，对地域文脉的接续和传承有着深远的影响。只可惜，他们的著述得到留传者，少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