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限行
7月29日周一下午5点左右,杭州晚高峰刚刚拉开帷幕,杭州市交通拥堵指数实时监测平台显示拥堵指数2.0——这是基本通畅,但西湖景区、一些快速路的匝道口已经开始“飘红”。而当天早高峰,这一数字最高飙到了8以上。
在限牌之前,杭州自2011年起在主城区推行“错峰限行”政策。近年来,“错峰限行”也在逐步松绑。目前,所有浙A车牌以及外地小型客车,工作日早晚高峰在原“错峰出行”区域内所有地面道路均可自由通行,限行区域只是在多条快速路上。
当前的限行政策“放松”,始于2022年底杭州进行过一次压力测试。为迎接亚运会,2022年12月21日起,杭州所有地面道路暂停“错峰出行”措施,快速路“错峰出行”保持不变,为期约一个半月。杭州出租车司机许松记得很清楚,2022年1月28日春节后复工,工作日主城区拥堵可谓“遍地开花”,又恰逢雨天,拥堵情况比之前更严重。
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位民警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此次压力测试的背景之一,也是因为不受限行政策限制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杭州需要探索新的管理方式。
实际上,早在2021年1月,上述关于调整“错峰出行”交通管理措施的起草说明就直言,“杭州的‘双限’红利已被透支”,相关部门预计,到2021年底,杭州主城区工作日每天不受限的车辆数,甚至将超过2014年“双限”时的汽车总量,因为新能源汽车占比已达8.8%,接近1个尾号限行的量。
吴伟强当时向媒体提供了一份由学生做的记录:同一人记录,起始点固定,通勤距离为14.5公里,从1月30日至2月3日,早高峰通勤时间在31—37分钟;到了2月7日至2月13日,通勤时间增加到43—52分钟。
多位受访专家都记得,此次压力测试,从拥堵数据上看并不理想。但吴伟强说,放开限行后导致交通混乱,符合交通的规律,但三到五个月后,城市交通就会调整和适应,拥堵现象会得到缓解。在他看来,压力测试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测试杭州交通部门的应对管理能力以及市民的承受力,“我当时还跟市交警建议,政策一定要继续推,如果后退,未来再放宽限行,会引起更多反对”。
在汤海孺看来,压力测试整体并没有到让市民难以忍受的地步,这增强了相关部门对放宽限行政策的信心,因此暂缓地面限行的政策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从杭州多年经验看来,‘双限’治标不治本,但为杭州改善公共交通争取了时间。”吴伟强说。2018年,杭州制定《杭州市推进综合交通项目四年行动计划》,提出“5433”工程,总投资超过5000亿元,计划新建552公里的快速路和高速路、400公里轨道交通、350公里铁路线,以及水陆空三大枢纽工程。到2022年末,杭州开通的地铁线已经达13条,总长度达516公里,快速路也从2017年的182公里,到即将突破500公里,快速路“四纵五横”,缩短了主城、副城和组团间的时空距离。
过去20多年间,萧山、余杭、富阳、临安相继撤市设区,杭州市的市区面积已从2000年的683平方公里扩张到了8289平方公里,城市呈平铺分散发展。公开研究显示,杭州的通勤半径为33公里。
这都造成杭州交通对快速路的依赖性非常高。《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数据显示,里程数仅占总量10%的快速路,承担了67%的转换交通流量。
但杭州结构性拥堵依然存在。西湖景区道路狭窄,仍在双休日及节假日实行单双号限行,并且禁止出租车、网约车进入。此外,中河高架、上塘高架、秋石高架、德胜快速路等快速路,尤其是上下匝道口,成了杭州市最拥堵的地段。
“堵车只是发生在个别时段或某些核心路段。”许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家渐渐适应后,地面交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堵。比如,早晚高峰时期,开车上快速路匝道口,有时100多米的距离,会堵上十多分钟,但开上快速路汇入车流后,就不再焦虑了。
汤海孺坦言,2013年末,杭州常住人口884.4万人,当时杭州只有一条地铁,传统公交系统在速度上已无法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双限”是迫不得已的选择。“随着地铁网络的完善,目前杭州的路网系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承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