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记者 赵路 王逸群 见习记者 章忻）跪在滚烫的塑胶膜上，和着“1，2，3”的号子声，我们用力地向前推动着。鼻尖，距垃圾不到半米；脚下，时有污水涌上来。热浪裹挟着恶臭，不断地向我们袭来，喉咙不停地干呕。随着塑胶膜的不断铺开，原本裸露在外的垃圾，逐渐消失于眼际……从天子岭回来后，这个经历片段，就反复在我们的脑海萦绕。

7月26日，我们来到杭州拱墅区半山街道石塘社区的天子岭——杭州主城区唯一的生活垃圾填埋场，跟着6名铺膜工为垃圾“穿外衣”。

杭州清洁直运与处理工作，共需10余个工种来衔接。其中，填埋场的铺膜工是与垃圾距离最近、接触时间最长的群体。当生活垃圾被运抵后，他们需要为之覆上塑胶膜，做好密封、补漏等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异味的散发，并为收集沼气发电创造条件。

我们清晰记得，那天，杭州发布了今夏首个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达37.7摄氏度。

第1步穿衣  

匍匐铺膜，吸进鼻孔都是臭味

午后的阳光，明亮得令人眩目。下午1时许，我们登上了天子岭山顶。眼前，是令人震撼的一幕：山谷平地间，到处铺覆着的黑色塑胶膜，因光线的折射和反射作用，仿佛变成一面大镜子，也将头顶的天空衬托得更加湛蓝。山谷之外，是层次分明、不断走高的城市天际线。

若非不断钻进鼻尖、让人无处躲藏的酸臭味，我们很难想象，这就是天子岭，杭州的“静脉”，每日为500多万主城区居民，消解4000多吨生活垃圾的地方。

铺膜工的休息室，紧挨着填埋库区。“上吧！”今年51岁、晒得黝黑的袁建良，高兴地朝我们挥了挥手，又有些迟疑地问道，“真要跟我们去盖垃圾？我怕你们受不了。”

待我们换好工作服，戴上草帽，袁建良便带队出发，奔向今天要铺膜的场地。放眼总面积23万平方米的天子岭，也只有在此处，可看到裸露着的垃圾。挖掘机轰鸣作业，将一个个小山包铲平。倒翻之间，异味跟着热浪扑鼻而来。还未上场，我们已干呕不已。

走到铺膜区边，我们停了下来。这时，推土机已送来几大卷膜。这种材质为“高密度聚乙烯”的塑胶膜，厚度为1毫米，每张膜宽6米、长50米，具有密闭、隔热等功能。铺膜工首先要做的，就是给垃圾穿上这层独特的“外衣”。

铺膜即将开始。这时，我们手持温度计，悬空测量，室外气温：43℃。44岁的铺膜工曹国强递来口罩，示意我们戴上。“天这么热，再捂一层口罩，太难受，不戴了！”面对我们的“逞强”，曹国强笑着把口罩塞进我们的口袋，“拿着吧！相信我，如果不戴口罩，你肯定会吐的！”

踩上作业区，需要很大的勇气。尽管明知隔着塑胶膜，但向前行走时，双脚一会儿软绵下陷，一会儿又被硬物硌着，让人不禁头皮发麻，无法细想。但我们要面对的显然更多。面对厚厚一卷膜，袁建良他们并排列队，自然地双膝跪地，伸手抵住塑胶膜，借助身体的重量，边匍匐前进，边将塑胶膜一点点铺开，推到垃圾上。

一卷膜的重量超过200公斤。即便尽全力在推，我们仍感觉前行困难，进度很慢。

“1，2，3；1，2，3……”大家不自觉地喊着号子，齐齐发力。汗水不断从脸颊和指缝间滴落，洒在塑胶膜上，很快又被蒸发升腾到空气中，只留下微微发白的小小汗渍。

膝盖处，塑胶膜表面的高温，很快穿透粗布面料，炙烤着皮肤，产生火辣辣的疼痛感；鼻尖不到半米处，就是成堆的垃圾，熏天臭气无情地钻过口罩，让人产生强烈的呕吐感。摸出温度计，放在膜上：74.6℃。这个温度，足以烤熟鸡蛋。

塑胶膜铺完后，我们退到了作业区外。这时，袁建良他们又直接在垃圾堆上来回奔走，反复拉扯调整膜的位置，尽量减少垃圾裸露的面积。紧接着，他们又将收集沼气的管路，埋设到塑胶膜的下方；再用焊机，将新膜分别与老膜、管路焊接密封，使整个垃圾堆形成密闭的环境。垃圾的异味，就这样被“锁”了起来。

当天下午，这支小队前后铺了3张膜，持续工作约1个小时。整个过程中，我们数次干呕，高温和异味引起的中暑反应，还模糊了视线。刚换上的工作服已被汗水浸湿，手掌、膝盖上都被烫出了红印……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天子岭的铺膜工都在这样的境况下劳作着。

“怎么不想办法避开这个高温时段？”我们问。袁建良解释说：“凌晨开始，清洁直运车会不断地把‘新鲜’垃圾送来。据当天的倾倒量，我们会划定一个铺膜区，用机械堆出一个6米到7米高的垃圾山，并把垃圾逐层推平、压实。这些步骤做完，往往就是午后了。紧接着，我们就开始铺膜。”

给垃圾“穿好外衣”后，他们就地靠着铲车坐下，打开水壶，大口大口地喝水，没有丝毫避讳。这让我们想起一个细节：进出休息室时，他们都会脱下鞋子，摆放在门口。“这是我们上班期间，唯一干净的地方。”袁建良这么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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