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要说历史的话“婆”比“姥”要久远
方言和亲属称谓真是越扯越有故事。为什么南方人和北方人对“外婆”和“姥姥”的叫法态度会如此鲜明?为什么吴越之地的方言十里不同音?甚至光杭州一座城市,对同一亲属的叫法会有如此多的版本?
关于这些疑问,我特地采访请教了杭州地方文化的研究者和老行家曹晓波。他在杭州方言的研究领域,颇有发言权,可以说是杭州话研究的“活字典”。他于2004年出版的《杭州话》一书,全面介绍了杭州方言。后来,曹晓波又出了一本《老底子杭州话》。
“婆”的历史更久远 “姥姥”才是后来者
曹晓波也关注到了最近网络上关于“外婆”和“姥姥”的纷争。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北方‘姥姥’和南方‘外婆’打架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现代汉语融合、演化的问题,假如《现代汉语词典》的参照制定标准是南方某地语言,那么照这个说法,外婆是普通话,姥姥反而成了方言。所以说,这不是南北方语言上的打架问题,而是历史遗留现象,是整个南北方语言体系的冲突。”曹晓波说,“在这两个语言体系里,‘婆’和‘姥’是非常鲜明而典型的分界。‘姥’是北方对老年妇人的称呼,而‘婆’则是南方对老妇人的尊称。要追溯的话,实际上,‘婆’的历史比‘姥’还要出现得久远,‘婆’来源于中古汉语,而‘姥’是北方语言经过满清等关外语言融合后的产物。所以,真要论起来,反而‘姥姥’这个发音才是后来者。”
《卖油郎独占花魁》里
北方来的花魁
适应了杭州的语言习惯
因为要做语言研究,曹晓波平时经常研读宋明以来的话本丛书及稗官野史,他发现众多古籍涉及的方言里,能从一个人是说“婆”还是“姥”看出那个人的生活习俗和语言习惯。
他举了个例子,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小说集《醒世恒言》中有一篇《卖油郎独占花魁》,讲的是宋室南迁后,汴梁城郊一个落难家庭出来的小女孩被卖到临安(今杭州)做了妓女,后来这个北方来的王美娘凭着自己的才艺和容貌,成了临安名妓,夺得“花魁娘子”称号。她当时栖身的青楼在昭庆寺一带,文中就出现几处对老妇人的称呼是“婆”。“我觉得她从小来到杭州讨生活,势必要去适应南方的生活习俗和语言习惯,这些变化都是可以从文字小细节中读出来的。”
杭州老底子也有人 把外婆叫“姥姥”
他们都住在百井坊巷
曹晓波又举了个例子,在杭州老底子,也有一批人是称呼外婆为“姥姥”,这些人曾经生活在百井坊巷一带。他们来自旗营,杭州人也叫他们为“旗下营”,即八旗驻防营。
据说晚清时期旗营内的人,是和营外完全不同的群体,连女人穿的旗袍,无论贫贱,都有高及耳背的竖领。
后来,满清被推翻后,这些旗人以及后裔都被安置到了今天的百井坊一带,民国时那里叫做“二百间”,因为一共盖了两百间平房,平房又分成二十条弄,每条弄有两口井,后来据此才改名叫百井坊巷。
“那些在杭州的旗人和后裔就一直坚持‘姥姥’的叫法。”曹晓波说,“很多人纳闷,杭州话不像别的城市,方言上有着非常统一的发音和词汇,这是因为杭州话本身受到外来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自古以来,这就是个在语言上包容性很强,海纳百川的城市。杭州话是北方官话和南方越语糅合的产物。如果宋高宗赵构不曾定都杭州,或许,现在的杭州话就是余杭话。如果没有满清260多年的统治,或许,今天的‘普通话’依然沿袭的是南宋官话。”
最明显的是人称代词,北宋《平山堂话本》中可以看出,宋官话有“我”、“你”、“他”。而此时杭州人说的人称代词,也许就是余杭话“日额”、“日嗯”、“日N”。于是,杭州话也就有了“日我”、“日你”的语音。如今,在老杭州人口中,仍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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