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莫斯科近郊中共六大会议会址。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绥芬河秘密交通线纪念馆。
上世纪90年代初,浙江省革命烈士纪念馆开建,纪念馆联系到来水根,说来耀先是浙江参加中共六大的唯一一位农民代表,你能否提供些资料。来家送去了爷爷当年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皮包和两个瓷盘。但是,让来家人倍觉伤感的是,做秘密工作的来耀先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来水根只能回到长河,根据乡亲们的回忆,在自己的模样基础上,叫人给来耀先画了一幅像。
来水根跟女儿来芬琴说,继续“找”爷爷
2011年来水根去世。他跟女儿来芬琴说,继续“找”爷爷,把爷爷的生命轨迹弄清楚。
2012年春节刚过,来芬琴接到萧山长河街道领导的电话,说是长河要建一个革命历史纪念馆,也要来耀先的资料。
而来芬琴这时候刚刚退休,她着手在网上搜寻爷爷的足迹,从六大每一位代表的资料、行走路线中一一查找,试图能找到关于爷爷的蛛丝马迹。有一天她查到一位安徽的代表时,“绥芬河”跳入眼中,原来绥芬河在建一个纪念馆。
1921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绥芬河建立了秘密国际交通站,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最早、存在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大的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据悉当年很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正是循着“哈尔滨-绥芬河-海参崴-莫斯科”,奔赴共产国际。
“六大”期间,从绥芬河出境的“六大”代表有瞿秋白、蔡畅、龚饮冰、孟坚、龚德元等19人。从绥芬河入境的“六大”代表有周恩来、罗章龙、王德三、邓颖超、李立三等51人。经绥芬河出入境的“六大”代表总人数达到68人,占“六大”代表总数的48%。
你们的爷爷参加六大不容易啊
2012年3月,江南已经是一派鲜嫩的初春景象,绥芬河,这个地处黑龙江东南部的北国边镜小城还覆盖着厚厚的冰雪。
来芬琴和丈夫,弟弟,一起来到了“绥芬河秘密交通线纪念馆”。
当时纪念馆刚建成不久,资料稀缺,正在努力完善中。纪念馆负责人得知来芬琴是六大代表的后代,又惊又喜,握着来家人的双手激动地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你们的前辈也是我们的前辈!”来芬琴的眼泪哗哗直流。
“你们的爷爷参加六大不容易啊,太难了太危险了……”,在接下来的数日里,来芬琴第一次听说了那么多关于爷爷的事情,那个连她爸爸都不甚清晰的爷爷,她第一次如此靠近。
六大的南方代表拿火柴当接头暗号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内正处于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1928年4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参加我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来耀先等浙江代表在上海集合,乘火车到哈尔滨,再到绥芬河,从绥芬河出境,再坐七天七夜的硬座才到达莫斯科。
绥芬河市委党史办主任王玉富告诉来芬琴,当年的六大代表,尤其是南方的代表,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迫害,甚至都不敢开口说话,生怕口音被别人听出来,惹来杀身之祸。不能讲话的代表们只能用火柴来传达信息,找到接头人后,“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起折断”来代表暗号。
据说,原本来耀先他们是要从满洲里走的,但是满洲里的路线被敌方发现,只能临时改变行程。
在奔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的代表中,有的在路上被敌方发现,被抓走、被杀害。
“相比之下,爷爷还是比较幸运的,得以安全到达莫斯科参会。很多代表连后代都没有留下,而爷爷还有我们这么多后人。” 来芬琴百感交集。
由于当时会议经费有限,又要躲避国民党的迫害,爷爷返程时是躲在外国邮轮的货舱回到上海,接下来,从上海到杭州的路,将近200公里,是硬生生走回来的。到家时他拄着拐杖,双脚烂得不成样子。正是怕路途艰难,敌方阻击,当时的代表不能携带任何文件,六大会议精神全部是靠背下来,再传达下去。
正是通过绥芬河秘密交通线纪念馆负责人,来芬琴又联系上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李蓉副主任,她著有《中共六大轶事》。
数年后,来芬琴又专程去北京拜访了李蓉,把自己所有的关于六大、关于爷爷的全部资料都给了她,而李蓉回馈来芬琴的是满满一张大书桌上铺满了厚薄不一的文件、照片、旧报纸、证明和史料等。
“原来我对六大的历史都不太懂,通过这么多年找爷爷的经过,现在也能算是小半个专家了,家里的资料也能建个小型纪念馆了”,来芬琴说着,这时,来芬琴的孙女突然插话,我和奶奶去过绥芬河,还去过海参崴,下一次我一定要去莫斯科五一村看一看……
谁说来家爷爷既已找到寻亲之旅就会结束,老一辈革命先烈都是一粒粒珍珠,串起了我党发展的历史长河,回头看,是汲取力量,在寻找爷爷的人生轨迹中,逼视我们去经历和感受当年共产党人淳朴无怨为信仰而战的初心;向前走,更激励人们对理想永不放弃的追求。热爱生活,我们都在路上。
正是怕路途艰难,敌方阻击,当时的代表不能携带任何文件,六大会议精神全部是靠背下来,再传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