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的证明。
爷爷生前用过的铜茶壶。
如果不是因为要找爷爷,65岁的共产党员来芬琴不会特意去关注中共六大的细节,因为那个年代,又放在境外,要了解信息太难了。
但是,来家不一样。来芬琴的爷爷正是六大的五个浙江代表之一的来耀先。在老家人口中,爷爷是个传奇;在奶奶那里,爷爷是个秘密;到了爸爸这一辈,爷爷是六大代表成了爸爸穷尽一辈子要去证明的事情;而对于来芬琴而言,爷爷是了解家史、翻开我党革命艰辛与坚韧历史的一把钥匙。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源自特殊的中共六大,一场跨越三代长达90年的 “寻亲”之路。
她禁不住自己的害怕,还偷偷去占了个卦。没想到是个凶卦“出门容易回家难”。
一封催人泪下的长信
事情的起因是前不久报社收到一封长信,既不是投诉也不是求助。好像就是想找个能懂的人述说一段跨越三代的寻亲故事,说说自己大半辈子努力的事。信很长,六七千字一气呵成,很多细节催人泪下。
日前,钱报记者听来芬琴揭开传奇。
来耀先1892年生于萧山长河,在老家人印象里,来耀先开了一家小小的理发店,来家在当地还是有点特别的,家风倡导读书,资助有私塾,有“来家子弟读书不用钱”一说。而当地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则知道,来耀先正是利用理发店接触面广而做着我党的秘密工作。
据说他文武双全,一旦摆开架势,十来个人都近不了身。
1927年,来耀先参加了萧山西乡农民运动,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长河支部书记,带领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开展减租斗争。
来芬琴说,根据奶奶的回忆,1927年之后,爷爷的理发店就再也不开了,白天常常不见踪影,每每都是等到半夜里才疲惫地推开家门。
1928年3月28日,来水根出生,水根是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妹妹是遗腹子,暂且按下不表。水根就是来芬琴的爸爸。
时年4月,爷爷跟奶奶说,我要出去一趟,时间很久,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奶奶当时正在坐月子。作为一个隐忍而坚强的农村女子,她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这一趟“秘密任务”是如此重大,只是轻轻地说了句“你尽管去,家里有我”。
根据后来党史记载,作为六大的浙江代表,这次赴会的过程异常艰辛。而这些情况爸爸一辈子都没能知道,奶奶也许听爷爷说过,但是她藏在肚子里不对任何人说道。一直到来家第三代,来芬琴后来远赴绥芬河,三上北京中共党史办,才点点滴滴了解到。
出门容易回家难,爷爷一去成永别
来耀先1928年4月出门,一直到7月底才回来。
听奶奶说,爷爷回来后,在浙江西乡(现在的滨江区)做区委委员,负责上海、浙江两地的秘密工作。“那时已经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基本不能公开露面了。爷爷一回来就躲到山上,搭了个小茅棚,白天对外佯称生病,晚上下山偷偷展开工作。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多。”来芬琴说。
1929年,来家举家搬至杭州近江村。
1935年,爷爷突然跟奶奶说,有任务要出门,很危险,“你回萧山的娘家去,把孩子们带大”。当时奶奶的肚子里正怀着小女儿,兴许是女人的第六感,那一回奶奶没有像前几次那般放手。她禁不住自己的害怕,还偷偷去占了个卦。没想到是个凶卦“出门容易回家难”。
奶奶哭了好几天,爷爷坚持要走。奶奶让爷爷带着大女儿一起,也算是个掩护。
那天天还没亮,爷爷牵着大闺女,拎了个篮子,其他什么都没带,就这样在钱江码头上了船。永别。
“活见人死见尸,我却再也没见!”这是奶奶心里最大的痛,丈夫,大女儿,就这样一去不回。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寻亲”这个念头,只能晚上从心窝里掏出来嚼一嚼,又和着泪咽下去。奶奶在娘家弄了个小店,弹棉花,门口卖点甘蔗等小零食,就这样拉扯着三个孩子。哦,对了,那年来耀先走的时候,水根7岁,水根下头的妹妹还在肚子里,从来没见过爸爸。
水根在妈妈身边生活到十来岁,就跟着舅舅去金华讨生活,做学徒,学做包子,小小年纪尝尽人生艰辛。
建国后,突然有一天,组织上找到来家奶奶说,1935年3月,来耀先在执行任务途中,在上海虹桥路的一个亭子里被敌人杀害,享年43岁。
组织问奶奶,有什么要求。
奶奶想了半晌,问能不能把水根安排到铁路上去工作,越远越好。奶奶内心的想法是,既然爷爷从事的是秘密工作,就让自己的孩子知道得越少越好,包括牺牲的消息。
爸爸“寻亲”平冤屈
来水根,就这样进了江西铁路,先后做过扳道员、养路工等。
1952年,来水根的大女儿出生,即来芬琴。
来芬琴说,她很小的时候,家里有个不允许孩子触碰的皮箱,里面藏着一把铜茶壶。
她后来得知,这把铜茶壶是爷爷生前用过的,父亲一直小心珍藏,而那个皮箱正是爷爷开完六大从莫斯科带回来的。
来水根每一次出门都要反复关照家人,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等留给亲朋好友,他想着万一爷爷有消息可以及时通知到他。据说,水根和姐姐妹妹都一直觉得来耀先只是去执行秘密任务了,总有一天会带着大姐回家……
都说命运弄人。当你极力寻找真相的时候,它跟你捉迷藏,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它又突然出现,还带上魔鬼的面纱。
在来芬琴十几岁时,一顶“政治骗子”的帽子猝不及防地重重扣在来家头上。
那时,来芬琴的政审出了问题。原来来水根替女儿去江西当地某单位申请工作,说自家是“六大代表”的后代,但是拿出家乡党支部的证明材料人家不信。“反过来说我们是政治骗子,父亲还被拉去游街示众”来芬琴说。
“成分”问题一次次影响着来家,让本想低调生活的来水根觉得,一定要证明家人的“清白”。
1978年,来水根毅然北上北京。当时中共六大的资料还非常缺乏,只开具了爷爷系六大代表的证明函,并没有更为详细的资料。1982年,父亲又一次去北京,终于拿到了证明文件。而拿到证明的同时,也让这个从小就对父亲记忆模糊的男人,残酷地接受了父亲已死的真相。
1986年,党组织追认了来耀先的革命烈士身份。
新闻背景
在我党的历史上,有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非常特殊。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内正处于极为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距莫斯科市中心西南约40公里的五一村“银色别墅”秘密召开,这是我党党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浙江代表有5名,分别是:夏曦、钱志康、章松寿、来耀先、余驾先。来耀先作为农民代表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