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的证明。

爷爷生前用过的铜茶壶。

    如果不是因为要找爷爷，65岁的共产党员来芬琴不会特意去关注中共六大的细节，因为那个年代，又放在境外，要了解信息太难了。

    但是，来家不一样。来芬琴的爷爷正是六大的五个浙江代表之一的来耀先。在老家人口中，爷爷是个传奇；在奶奶那里，爷爷是个秘密；到了爸爸这一辈，爷爷是六大代表成了爸爸穷尽一辈子要去证明的事情；而对于来芬琴而言，爷爷是了解家史、翻开我党革命艰辛与坚韧历史的一把钥匙。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源自特殊的中共六大，一场跨越三代长达90年的 “寻亲”之路。

    她禁不住自己的害怕，还偷偷去占了个卦。没想到是个凶卦“出门容易回家难”。

    一封催人泪下的长信

    事情的起因是前不久报社收到一封长信，既不是投诉也不是求助。好像就是想找个能懂的人述说一段跨越三代的寻亲故事，说说自己大半辈子努力的事。信很长，六七千字一气呵成，很多细节催人泪下。

    日前，钱报记者听来芬琴揭开传奇。

    来耀先1892年生于萧山长河，在老家人印象里，来耀先开了一家小小的理发店，来家在当地还是有点特别的，家风倡导读书，资助有私塾，有“来家子弟读书不用钱”一说。而当地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则知道，来耀先正是利用理发店接触面广而做着我党的秘密工作。

    据说他文武双全，一旦摆开架势，十来个人都近不了身。

    1927年，来耀先参加了萧山西乡农民运动，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长河支部书记，带领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开展减租斗争。

    来芬琴说，根据奶奶的回忆，1927年之后，爷爷的理发店就再也不开了，白天常常不见踪影，每每都是等到半夜里才疲惫地推开家门。

    1928年3月28日，来水根出生，水根是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妹妹是遗腹子，暂且按下不表。水根就是来芬琴的爸爸。

    时年4月，爷爷跟奶奶说，我要出去一趟，时间很久，少则半年多则一年。奶奶当时正在坐月子。作为一个隐忍而坚强的农村女子，她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这一趟“秘密任务”是如此重大，只是轻轻地说了句“你尽管去，家里有我”。

    根据后来党史记载，作为六大的浙江代表，这次赴会的过程异常艰辛。而这些情况爸爸一辈子都没能知道，奶奶也许听爷爷说过，但是她藏在肚子里不对任何人说道。一直到来家第三代，来芬琴后来远赴绥芬河，三上北京中共党史办，才点点滴滴了解到。

    出门容易回家难，爷爷一去成永别

    来耀先1928年4月出门，一直到7月底才回来。

    听奶奶说，爷爷回来后，在浙江西乡（现在的滨江区）做区委委员，负责上海、浙江两地的秘密工作。“那时已经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基本不能公开露面了。爷爷一回来就躲到山上，搭了个小茅棚，白天对外佯称生病，晚上下山偷偷展开工作。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多。”来芬琴说。

    1929年，来家举家搬至杭州近江村。

    1935年，爷爷突然跟奶奶说，有任务要出门，很危险，“你回萧山的娘家去，把孩子们带大”。当时奶奶的肚子里正怀着小女儿，兴许是女人的第六感，那一回奶奶没有像前几次那般放手。她禁不住自己的害怕，还偷偷去占了个卦。没想到是个凶卦“出门容易回家难”。

    奶奶哭了好几天，爷爷坚持要走。奶奶让爷爷带着大女儿一起，也算是个掩护。

    那天天还没亮，爷爷牵着大闺女，拎了个篮子，其他什么都没带，就这样在钱江码头上了船。永别。

    “活见人死见尸，我却再也没见！”这是奶奶心里最大的痛，丈夫，大女儿，就这样一去不回。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寻亲”这个念头，只能晚上从心窝里掏出来嚼一嚼，又和着泪咽下去。奶奶在娘家弄了个小店，弹棉花，门口卖点甘蔗等小零食，就这样拉扯着三个孩子。哦，对了，那年来耀先走的时候，水根7岁，水根下头的妹妹还在肚子里，从来没见过爸爸。

    水根在妈妈身边生活到十来岁，就跟着舅舅去金华讨生活，做学徒，学做包子，小小年纪尝尽人生艰辛。

    建国后，突然有一天，组织上找到来家奶奶说，1935年3月，来耀先在执行任务途中，在上海虹桥路的一个亭子里被敌人杀害，享年43岁。

    组织问奶奶，有什么要求。

    奶奶想了半晌，问能不能把水根安排到铁路上去工作，越远越好。奶奶内心的想法是，既然爷爷从事的是秘密工作，就让自己的孩子知道得越少越好，包括牺牲的消息。

    爸爸“寻亲”平冤屈

    来水根，就这样进了江西铁路，先后做过扳道员、养路工等。

    1952年，来水根的大女儿出生，即来芬琴。

    来芬琴说，她很小的时候，家里有个不允许孩子触碰的皮箱，里面藏着一把铜茶壶。

    她后来得知，这把铜茶壶是爷爷生前用过的，父亲一直小心珍藏，而那个皮箱正是爷爷开完六大从莫斯科带回来的。

    来水根每一次出门都要反复关照家人，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等留给亲朋好友，他想着万一爷爷有消息可以及时通知到他。据说，水根和姐姐妹妹都一直觉得来耀先只是去执行秘密任务了，总有一天会带着大姐回家……

    都说命运弄人。当你极力寻找真相的时候，它跟你捉迷藏，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它又突然出现，还带上魔鬼的面纱。

    在来芬琴十几岁时，一顶“政治骗子”的帽子猝不及防地重重扣在来家头上。

    那时，来芬琴的政审出了问题。原来来水根替女儿去江西当地某单位申请工作，说自家是“六大代表”的后代，但是拿出家乡党支部的证明材料人家不信。“反过来说我们是政治骗子，父亲还被拉去游街示众”来芬琴说。

    “成分”问题一次次影响着来家，让本想低调生活的来水根觉得，一定要证明家人的“清白”。

    1978年，来水根毅然北上北京。当时中共六大的资料还非常缺乏，只开具了爷爷系六大代表的证明函，并没有更为详细的资料。1982年，父亲又一次去北京，终于拿到了证明文件。而拿到证明的同时，也让这个从小就对父亲记忆模糊的男人，残酷地接受了父亲已死的真相。

    1986年，党组织追认了来耀先的革命烈士身份。

    新闻背景

    在我党的历史上，有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非常特殊。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内正处于极为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距莫斯科市中心西南约40公里的五一村“银色别墅”秘密召开，这是我党党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浙江代表有5名，分别是：夏曦、钱志康、章松寿、来耀先、余驾先。来耀先作为农民代表与会。

这是莫斯科近郊中共六大会议会址。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绥芬河秘密交通线纪念馆。

    上世纪90年代初，浙江省革命烈士纪念馆开建，纪念馆联系到来水根，说来耀先是浙江参加中共六大的唯一一位农民代表，你能否提供些资料。来家送去了爷爷当年从莫斯科带回来的皮包和两个瓷盘。但是，让来家人倍觉伤感的是，做秘密工作的来耀先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来水根只能回到长河，根据乡亲们的回忆，在自己的模样基础上，叫人给来耀先画了一幅像。

    来水根跟女儿来芬琴说，继续“找”爷爷

    2011年来水根去世。他跟女儿来芬琴说，继续“找”爷爷，把爷爷的生命轨迹弄清楚。

    2012年春节刚过，来芬琴接到萧山长河街道领导的电话，说是长河要建一个革命历史纪念馆，也要来耀先的资料。

    而来芬琴这时候刚刚退休，她着手在网上搜寻爷爷的足迹，从六大每一位代表的资料、行走路线中一一查找，试图能找到关于爷爷的蛛丝马迹。有一天她查到一位安徽的代表时，“绥芬河”跳入眼中，原来绥芬河在建一个纪念馆。

    1921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绥芬河建立了秘密国际交通站，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最早、存在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大的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据悉当年很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正是循着“哈尔滨-绥芬河-海参崴-莫斯科”，奔赴共产国际。

    “六大”期间，从绥芬河出境的“六大”代表有瞿秋白、蔡畅、龚饮冰、孟坚、龚德元等19人。从绥芬河入境的“六大”代表有周恩来、罗章龙、王德三、邓颖超、李立三等51人。经绥芬河出入境的“六大”代表总人数达到68人，占“六大”代表总数的48%。

    你们的爷爷参加六大不容易啊

    2012年3月，江南已经是一派鲜嫩的初春景象，绥芬河，这个地处黑龙江东南部的北国边镜小城还覆盖着厚厚的冰雪。

    来芬琴和丈夫，弟弟，一起来到了“绥芬河秘密交通线纪念馆”。

    当时纪念馆刚建成不久，资料稀缺，正在努力完善中。纪念馆负责人得知来芬琴是六大代表的后代，又惊又喜，握着来家人的双手激动地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你们的前辈也是我们的前辈！”来芬琴的眼泪哗哗直流。

    “你们的爷爷参加六大不容易啊，太难了太危险了……”，在接下来的数日里，来芬琴第一次听说了那么多关于爷爷的事情，那个连她爸爸都不甚清晰的爷爷，她第一次如此靠近。

    六大的南方代表拿火柴当接头暗号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内正处于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1928年4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参加我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来耀先等浙江代表在上海集合，乘火车到哈尔滨，再到绥芬河，从绥芬河出境，再坐七天七夜的硬座才到达莫斯科。

    绥芬河市委党史办主任王玉富告诉来芬琴，当年的六大代表，尤其是南方的代表，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迫害，甚至都不敢开口说话，生怕口音被别人听出来，惹来杀身之祸。不能讲话的代表们只能用火柴来传达信息，找到接头人后，“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起折断”来代表暗号。

    据说，原本来耀先他们是要从满洲里走的，但是满洲里的路线被敌方发现，只能临时改变行程。

    在奔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的代表中，有的在路上被敌方发现，被抓走、被杀害。

    “相比之下，爷爷还是比较幸运的，得以安全到达莫斯科参会。很多代表连后代都没有留下，而爷爷还有我们这么多后人。” 来芬琴百感交集。

    由于当时会议经费有限，又要躲避国民党的迫害，爷爷返程时是躲在外国邮轮的货舱回到上海，接下来，从上海到杭州的路，将近200公里，是硬生生走回来的。到家时他拄着拐杖，双脚烂得不成样子。正是怕路途艰难，敌方阻击，当时的代表不能携带任何文件，六大会议精神全部是靠背下来，再传达下去。

    正是通过绥芬河秘密交通线纪念馆负责人，来芬琴又联系上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李蓉副主任，她著有《中共六大轶事》。

    数年后，来芬琴又专程去北京拜访了李蓉，把自己所有的关于六大、关于爷爷的全部资料都给了她，而李蓉回馈来芬琴的是满满一张大书桌上铺满了厚薄不一的文件、照片、旧报纸、证明和史料等。

    “原来我对六大的历史都不太懂，通过这么多年找爷爷的经过，现在也能算是小半个专家了，家里的资料也能建个小型纪念馆了”，来芬琴说着，这时，来芬琴的孙女突然插话，我和奶奶去过绥芬河，还去过海参崴，下一次我一定要去莫斯科五一村看一看……

    谁说来家爷爷既已找到寻亲之旅就会结束，老一辈革命先烈都是一粒粒珍珠，串起了我党发展的历史长河，回头看，是汲取力量，在寻找爷爷的人生轨迹中，逼视我们去经历和感受当年共产党人淳朴无怨为信仰而战的初心；向前走，更激励人们对理想永不放弃的追求。热爱生活，我们都在路上。

    正是怕路途艰难，敌方阻击，当时的代表不能携带任何文件，六大会议精神全部是靠背下来，再传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