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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11次核引爆试验
俞雷,曾参加过11次核引爆试验。
“在221厂,我和我老伴都在核试验研究梯队,她负责电源,我负责电子控制。每次试验都有危险,单位有个规定,不能两人一起去,因为家里还有3个孩子。”
记忆最深的一次核试验,生死攸关。
1971年12月30日,在氢弹飞行甩头试验中,飞行员在预定时间没有完成引爆。
那次飞行试验,朱光亚(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是现场总负责人,俞雷就在他旁边,主要负责引爆中的电子控制。
俞雷回忆说:“没有按时完成引爆,随时可能发生爆炸。当飞行员驾驶装载未引爆核弹的飞机返回原地时,我们既兴奋又紧张。
“兴奋的是,飞行员安全降落,紧张的是,爆炸点离我们更近了。
“飞机着陆后,朱光亚第一个走上机场,我们也在旁边,最快速度排查电子线路是不是出了故障。当时生死都置之度外,试验失败,只是一门心思找原因,只有我老伴后怕得不得了,她说我是捡了一条命回来。”
当年转业回杭州
很多知识要从头学起
1964年,俞雷的妻子施莜文从浙大化学系毕业后,先分配到武汉;为了和俞雷团聚,施莜文后来同样把青春留在青海。
“当时,对大城市是没有留恋的。只是没想到,从此后十多年,再也没穿过裙子。”施莜文说,“从武汉去青海,要坐差不多50个小时的火车,火车经过西安后,就很难再看到绿色。”
“刚去青海时,要住帐篷,条件好一点的,就住干打垒(注:用干土垒起的简易房子)。青海气候无常,最高气温有60℃,最低气温零下20℃。适应不过来,整个身体都是肿的。
“我们吃的,都是从外省运过来的蔬菜,有的菜叶已经变黄了,但我们舍不得扔,就泡在水里。当时俞雷的工作比较辛苦,每月会发一点花生作营养品。”
俞雷和施莜文在青海生活了16年,1980年,夫妇俩回到杭州。
回到杭州后,俞雷被分配去杭州电子仪表局,施莜文被分配到杭州无线电六厂。
“当时我和俞雷都已经40岁了,虽然回到杭州仍搞技术,可毕竟是从军工转为民营,很多知识都要重新去学。”
对孩子,心里始终有愧疚
老朋友见面,总要聊聊孩子。
俞雷和施莜文的3个孩子都在青海出生。
“让我想想就心疼的是,孩子们身体也不好,全家都有高原心脏病,全家血小板都不达标,很容易发烧感冒,不但我和老俞头发少,孩子们头发也少。”
“对俞雷,对工作,我是无怨无悔;但对孩子,心里始终有愧疚。”施莜文说。
姚炳铃和郭美丽唯一的一个儿子现在在杭州本地当工人。
郭美丽说,“我们也不是小看工人,但是没有给孩子创造一个优越的环境,做妈妈的心里始终会不安。”
昔日隐姓埋名,曾是国威铁证
大家正说着话,周仲兴突然起身,读起自己写的诗。
“玉门关外建新城,核弹志士出都京。上万同仁赴金滩,共同目标心丹诚。迎着朝阳去工号,背负星月归宿营。蘑菇云起罗布泊,举国上下齐欢腾。回望往事应庆幸,改行杭州业也成。白首相聚邵翁馆,身离九院心有情。”
周仲兴,1939年2月出生,浙江嵊州人,和俞雷是高中同班同学。
“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联系,家乡父老也只知道我们在部队工作,直到俞雷1980年回到杭州,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都曾在‘二九’。”
1964年,周仲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物理系,奔赴青海,在核试验中,主要研究原子弹材料。1975年2月,周仲兴回到杭州,在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研究放射性防护。
直至晌午,小雨渐停,雨后的校园,清新甘甜。
40位参加“二九(浙江)同乡会”的“战友”,在邵逸夫科学馆前合影留念。周仲兴将事先打印好的诗作,送给曾与他并肩奋斗的伙伴。“昔日隐姓埋名,曾是国威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