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由杭州市政协主办的“辛亥革命与杭州”大型学术论坛隆重召开。来自境内外100余位中国近代史的专家学者、文史工作者汇聚杭城，回望历史，缅怀先烈。

1911年11月5日，武昌起义后仅二十余天，以光复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占领杭州城，成立浙江军政府，选举产生浙江临时省议会，摧毁了清王朝对杭州的统治，吹响了辛亥革命在杭州的胜利号角。杭州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杭州现存的徐锡麟墓、秋瑾墓、章太炎旧居、浙军攻克金陵阵亡诸将士墓等都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史迹。

徐锡麟案见证一段特殊历史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清政府已经开始了政治体制的改良——“预备立宪”，但最终革命还是跑在了改良之前。所以，这场改良与革命赛跑的历史进程，自然会引起后人的关注。

浙江大

在武昌起义之前，对清廷震动最大的起义，就是浙江绍兴人徐锡麟在安庆发动的起义（1907年），当场打死安徽巡抚恩铭等人。章炳麟的评价是：“安庆一击，震动全国，立懦夫之志，而启义军之心，则徐锡麟为之也。”所以，后人都认为徐锡麟的安庆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大大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

然而，张凯提供的不少晚清报刊史料表明：当时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人士也曾借此案大力宣传“以立宪来消弭革命”的主张，敦促清政府加大立宪步伐。1907年7月27日，《申报》就曾发表评论认为：“早一日实行立宪，即早一日弭革命之祸。”

当时，君主立宪派人士的观点是：既然革命党人主张“一国之政治，随一国人民之意志”，那么，“政府此时，如能施行立宪政体，一反专制行为，则所谓革命党者，将不解而自散，不杀而自平。”

但是，晚清执政者的举动，却让立宪派人士很失望。在处置徐锡麟案时，执政者就不按法律办事，他们不仅割了徐锡麟的头，而且还挖了徐锡麟的心，煮了徐锡麟的肝。

立宪派人士马上在报刊发表了《论办理徐锡麟案之与立宪相反》的文章。立宪派人士认为：“徐锡麟一案，当以文明之刑法治之，不当以野蛮之刑法治之，方足以坚天下之信，而促立宪之进行。”

本来，立宪派是想借徐锡麟案推动君主立宪的步伐更快一些，结果却让他们感到了寒心——政府的举动恰恰与立宪精神大相径庭。围绕徐锡麟案的相关文献资料，见证了晚清一段革命与改良赛跑的历史进程。

晚清著名的立宪派人士汤寿潜是浙江萧山人，他担任的浙江铁路公司总理一职，是通过依法选举获得的，所依法律就是清政府颁布的商律。然而，在1910年8月，清政府居然以一纸命令将民选的汤寿潜“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看到清政府如此无视法律，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汤寿潜还会在改良的道上一直跑到黑吗？因此，在辛亥革命杭州光复的那天，汤寿潜也就做了革命军中的浙江都督。

《浙江潮》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

浙江省历史学会会员蒋逸人关注的是：辛亥革命期间，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他认为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

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藏有一本1903年10月5日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蒋逸人说：“此书的作者是日本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先驱——幸德秋水。日文原著第一版问世于1903年6月。3个月后，《浙江潮》编辑部就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

《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将马克思译为“马尔克思”，恩格斯译为“音盖尔”，把《共产党宣言》译为《共产党宣言书》，把阶级斗争译为“阶级战争”，把共产国际译为“万国劳动者同盟”。书中说：“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马尔克思与其友音盖尔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书》，评论阶级战争之由来及其要终，并谓万国劳动者同盟以来，社会主义俨然成一科学，非若旧时之空想狂热也。”

可见，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共产党宣言》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学说，已进入中国。而承担此书出版工作的《浙江潮》编辑部，则全是留学日本的浙江籍学生。

1902年旧历10月，101位浙江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浙江同乡会，并决定创办一份月刊——《浙江潮》，分政法、哲理、教育等门类，大篇幅地介绍新思想、新文化。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特聘委员张学勤认为：“虽然，辛亥革命的性质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在革命期间涌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宣传和传播的就不仅仅只是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辛亥之前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虽然对辛亥革命影响不大，但是，对后面革命运动的影响就值得认真研究。”

浙江图书馆这一“孤本”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最早进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此书也见证了浙江人开始接触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切时间。

浙江革命军奔赴江苏攻克南京

辛亥革命，首义是武昌（1911年10月10日）。此后，东南各省纷纷响应，杭州也于11月5日光复。

然而，杭州光复之后，革命形势却相当严峻。清政府重新启用袁世凯，袁的北洋军沿京汉路南下，接连攻下汉口、汉阳两镇。首义之地——武昌已面临重大威胁。而东南重镇南京有清军重兵驻防，当地革命军仅靠自己的实力无法拿下南京。光复后的东南各省也都感受到来自南京的巨大威胁。

上海学者邵雍、万飞提交的论文是《辛亥革命期间的沪杭联动》。该文说：当时，“陈其美（沪军都督）认为单靠一省一地的兵力难以攻克南京，要实现江苏全省的光复，减轻武昌方面的压力，必须联合江、浙革命军一致行动。”于是，陈其美分别致电浙江都督汤寿潜、苏军都督程德全，提议组织江浙联军，合力攻克南京。上海则负责军队的后勤保障。

此后，浙江派遣一支3000余人的部队，于11月15日到达江苏镇江，与江苏（包括上海）各部队组成江浙联军。23日，江浙联军发起攻克南京战役。经过9天血战，于12月2日占领南京。

江浙联军攻下南京后，严峻的革命形势顿时扭转。南京立刻替代武昌成为新的革命中心，为革命党人建立全国性的临时政府奠定了基础。浙江都督汤寿潜对此曾作评语：“共和之业，基于武昌，成于江宁（南京），卒乃定于统一。”

在攻克南京的战役中，浙军由于“战斗力最强，作战最勇”，所以功勋最为卓著，如攻克南京最关键的一仗，也是牺牲最为惨烈的一仗——夺取南京天保城，就是浙军担当的。战后，40多具浙军阵亡将士的遗骸被移送回杭州下葬。如今，这座“浙军攻克金陵阵亡将士墓”就坐落在凤篁岭下的南天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