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松法1958年出生，1978年考上湘湖师范学校，毕业后到萧山当语文老师，一直到2018年退休。

他从一开始的连拼音都不认识，到后来经历新课改，在课堂上努力当好一名“老娘舅”，成为教研能手。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正是他历经教育事业改革的四十年。

这里是都市快报与浙江省社科联联合推出的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1978－2018我的编年史”。以下是汤松法的自述——

1978年

拿到录取通知书 家里杀了一头猪

我出生于1958年的萧山临浦农村。

1977年迎来了高考制度改革时，我已经在生产队里劳动了三年半，连课本也卖了，哪里敢去参加高考。

到了1978年，亲戚朋友都劝我试试看，我借来了课本，白天在生产队里干活，晚上挑灯复习，天气炎热、蚊子叮咬也全然不顾，汗水流了一背又一背，题目做了一道又一道。

为了能跳出农门，填了“服从分配”，于是收到了湘湖师范的录取通知书。

记得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家杀了一头猪，办了五桌酒，邀请亲戚朋友热闹了一番。

开学报到的那一天，我挑着铺盖，从家里出发，乘汽车来到溪头黄站下车，沿着一条黄泥路，穿过石岩山、压湖山，便来到了定山，那里就是湘湖师范。

我学的是中文专业，一个连a、o、e都不认识的农村孩子，一进校门便被拼音难住了。怎么办？多读多记呗。在回家路上，口袋里放着一本笔记本，到时候拿出来看看，边走边记，一直到能背出来为止。就这样，在班里有了一个“活字典”的称号。

那时候很用功，从起床到熄灯，没有歇息的时候，就这样一直学完了规定的课程。心里的念头就是一个，把知识的缺门补回来，为从教打好扎实的基础。

2003年

四校合并成最大规模的农村初中

湘师毕业后，在萧山最高档的钱江饭店三楼会议室参加了毕业分配会议，我被分配到萧山永兴中心小学，那是一个“戴帽”的农村学校，“戴帽”就是小学附带三个初中班。

走上讲台的那一刻，心情激动又忐忑不安。

学校的老师好淳朴，好敬业！大部分是民办老师，下班后去干活，晚上又来校办公，备课，改作业，还要刻蜡纸，就是刻印资料，有时刻到深更半夜，再手工印刷，干得很开心。

我受到了老师们工作精神的熏陶，为我走上教学岗位开了个好头，起了个好步。

之后我调到大桥初中，十年后又调到浦南初中。这三所学校都是标准的农村初中。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变化最大的是校舍，土坯平房渐渐变成三层楼、四层楼，而且越造越漂亮。

1999年我被选调到临浦一中，四年后的2003年，遇上全镇初中“四校合一”——原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初中合一，成为萧山区规模最大的农村初中——临浦镇初级中学。

新校园成为目前萧山规模最大的初中，拥有GB400米塑胶跑道的田径运动场和250米环行田径场各一个，还有篮球场、羽毛球场共12个，原来的农村学校，如今也达到了国际标准。

2010年

开始在课堂上学做“老娘舅”

2006年，我评上高级教师。

经济改革必然带来教育改革。2010年以后的新课程改革，给课堂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以往的课堂，老师上面讲，学生下面听；老师滔滔不绝，学生恹恹欲睡；老师唱着独角戏，学生成了听众和看客。

而教育改革后的课堂中，学生的地位变了，在课堂上唇枪舌剑起来。

比如上《河中石兽》一文，课前我会让学生预习并思考：掉进河中的石狮，到底该到下游找、原地找，还是上游找？

到了课堂上，学生们就争论开了。

课堂上，学生们常常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也是从这时开始，我就当起了“老娘舅”，学生会把目光盯在老师这时“老娘舅”身上——看老师是怎么说的？

这时的我一方面要淡定，作出合理的判断和解释，要以理服人，切忌信口雌黄。万一真的回答不上来，也要实事求是地向学生说清楚，但为了尽量避免课堂讨论中的尴尬局面，课前更是要费不少心思，钻研教材，对问题的答案“心中有数”，避免“没辙”。

当今社会知识爆炸，学生争论的问题会牵涉到许多最新知识。如果教师孤陋寡闻，就很难做好“老娘舅”啦。

虽然现在当老师比以前吃力很多，但学生却是通过唇枪舌剑得到了很多好处，思维品质提高了，表达能力变强了，课堂气氛也活跃了。

我也因为积极投入教学改革，获得了杭州市课程改革先进个人荣誉。

2018年

退休后继续在教育事业上发光发热

2018，我拿到了退休证，但我的教育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现在民办学校萧山区育苗学校的教研室继续开展教研工作，希望能继续在教育事业上发挥我最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