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打开瓶盖，还能看到原本红糖的棕色。记者 严嘉俊 摄

魏大伯小心翼翼地抱着糖罐子。记者 严嘉俊 摄

昨天12:20，网友“水水”微信都市快报：粑粑(爸爸)拿出一个玻璃瓶惊喜地对俺说，“这罐红糖我已经开了几年了，还是打不开，今天我用了个办法只用一只手，居然打开了。这是1966年的红糖啊。”我一听说这是几几年的红糖，就让粑粑不要把红糖扔了，我想当文物拍卖。你猜猜这是我粑粑在哪一年收到的红糖礼物？猜对的送给你。那个年代要糖也不容易啊，30年前买白糖还要凭票。

“水水”姓魏，42岁。

昨天下午，庆春路马寅初纪念馆门口，小公园几棵桂花树下，坐着一群老年人，阳光打在他们身上，格外暖和，两只贵宾和一只腊肠狗，相互打闹。

魏大伯戴顶老式布帽，弓着背，双手捧着玻璃罐（装着红糖），即便贴在胸口，都能感觉到颤颤发抖。

“您好。”我上前跟他打了个招呼，示意他放下罐子。魏大伯迟疑了几秒，眼眉稍稍垂下，盯着他的罐子，左手袖口往罐子盖使劲搓了搓。还是没舍得放下。

“哎哟，你真当这个是宝贝耶。”站在旁边的女儿边说边从爸爸手中抢下罐子，一个马步蹲下，端端正正地把罐子放在马寅初雕像前的地上。

魏女士和爸爸相差40多岁，总觉得和爸爸有代沟。“就拿这个举例子吧，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一罐红糖，躲躲藏藏50年，跟了他一辈子了。”

每次魏大伯几乎从不解释，只是重复地说——你们啊，不会明白的，在我那个年代里，谁家要是有这么一罐红糖，得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情。

1944年，魏大伯14岁，被父亲送到延庆堂做药童，起先站在师傅旁边看，学了几年，药材基本都会背了，慢慢开始帮顾客抓药、配药。后来当上了店里的药剂师。

旁边几个大妈也凑了过来。“哎呀，红糖下面一层还行，上面的都风干了吧，颜色都不一样，全都结牢了，太可惜了。”一个大妈说，“义乌红糖确实毛好，又细又甜，以前谁家生孩子，送义乌红糖蛮上档次的。”

魏大伯说，之前把红糖存起来，是舍不得吃，现在条件好了，送人也没人要了，而且放这么久，还能不能吃呢？

昨天我联系了义乌小宝红糖厂，厂里一位员工说，红糖一般能存放两三年，之后如果发生霉变，就可能中毒，放了50年的红糖，肯定不能食用了。

昨晚我把红糖厂的话转给魏女士。

魏女士说，之前也劝过爸爸很多次，但每次都劝不动，他还是会偶尔舀一勺，吃两口，或者冲红糖水喝。

“每次我说不能喝，他都跟我顶嘴，说他头发比我黑，牙齿比我好（魏大伯牙齿确实没有一颗坏掉），身体比我棒，吃两口没关系的。我说早过保质期了，肯定变质了，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也86岁了，那我是不是也快到保质期了？啊呀，真当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1966年，店里派他去义乌出公差，找人。

魏大伯说，那年杭州一家药店有人被揭发是“走资派”，组织派他去义乌，找人查实证据。公务完成后，他顺便买了20斤红糖带回来。

“在那个年代，红糖根本就买不到，就算你有糖票都没用，刚好我去义乌了，那边的红糖很有名，我一狠心，买下了20斤。”

魏大伯那年36岁，是家里的老大和顶梁柱，父母收入微薄，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魏大伯清楚记得，当时他一个月工资46块3毛6，一斤红糖4毛5，20斤就要9块钱。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嘛，红糖是家家都需要的，都要生孩子的嘛，红糖给坐月子的女人吃吃，就是一个补品啊，当时一个季度才发半斤红糖。”

家里一下多了20斤红糖，魏大伯却不敢跟别人说，更加舍不得吃。“那是个特殊的年代，什么都查，什么都敢查，要被别人知道了，追查下来……”

魏大伯把红糖用装宝塔糖（过去一种治蛔虫的药）罐装好(罐子上印着“贵阳制药二厂”)，偷偷藏在橱柜顶上，还用尼龙袋裹了好几层。

“1966年到1976年那10年，除了1976年我花170多块买了台华生电风扇外，买过最贵的就是这20斤红糖了。”

“当时没想那么多，哪知道一存就是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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