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完善家庭农场认定办法，扶持规模适度的家庭农场。”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为家庭农场定下发展方向。自2013年首次被提及以来，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连续第5年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
在农村三产融合趋势下，浙江家庭农场出现何种特点和动向？数以万计的家庭农场主经历和收获着什么？家庭农场给农民、农业和农村带来怎样的改变？本报记者赴杭嘉湖平原、金衢盆地和浙东沿海调研，找寻产业融合过程中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培育路径。
“如果将整个农业生产体系比喻成一座大厦，那么家庭农场就是其中的一块块基石，只有它们发展壮大了，基石才会更扎实，其他农业主体，比如合作社、龙头企业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发展动力才会更强。”近日，当省农业厅农村经营管理处副处长徐建群向我们谈及“家庭农场”时，满怀期待。
这不仅是因为，在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家庭农场早已遍地开花，成为现代农业的中坚力量，也不仅是因为中央一号文件连续5年都为它的发展提供政策指引，更因为，作为省级主管部门负责人之一，他一步步见证着浙江家庭农场的蓬勃生长与创新活力，也深谙它们在当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经营规模更加适度、职业农民不断涌现、三产融合渐成趋势……在为期近一周的采访中，我们不断捕捉着各地家庭农场激发的新气象，也在努力寻找全省数户家庭农场的未来方向。
土地的启示
规模经营，秘诀在适度
家庭农场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
初春，走进宁波镇海庄市街道万市徐村的繁荣瓜果蔬菜试验示范场，只见平直的水泥路两旁是整齐划一的瓜果蔬菜大棚，阳光穿过塑料薄膜照射在菜地上，丰沛而均匀的水珠从滴灌中喷洒出来，滋养着作物的根系与叶面。
55岁的农场主郑荣希带着我们穿梭于连栋大棚里，不禁感慨：“从逐年扩大种植面积到逐步缩小规模，从单打独斗办农场到联合农户发展合作社，这些年没少走弯路！”
早些年前，郑荣希在朋友建议下从三门来到镇海，承包了110亩土地，种植省农科院推广的“红小玉”小西瓜大获成功。其后，他又注册成立家庭农场，扩大种植规模。但连着几年，小西瓜的行情却一路跳水，从每斤3元多降到1元多、再到几毛钱，最后烂在地里没人收购。
“规模最大时，我们仅小西瓜就种了300多亩。一家人困守在土地上，农忙时还需雇大量人工，效益却不一定好。”心灰意冷之时，郑荣希不断反思，家庭农场到底要如何经营。
如果用经济学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其实就涉及到土地的“边际效益”，即在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条件下，对土地的某项投入增加，而其他投入要素固定不变，其新增效益达到一定值后，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递减，“比如，一对夫妻在不雇用人工的情况下，种8到10亩地是最合适的，既能保障精耕细作，又能稳定投入产出比。”郑荣希觉得。
家庭农场自诞生之日起，便以规模化、集约化的特征，区别于土地分散、品种单一的传统农业。然而，土地的规模突破了一户三五亩的局限以后，究竟经营多大的面积最适宜？这几年，衢江区莲花镇樊土寿家庭农场的经营者也在不断探索。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这位勤劳踏实的汉子靠着一技之长，在全国各地帮人种植草莓，直到2013年3月注册家庭农场，回到镇上从事果蔬种植。
“一开始，我们一口气种植了近百亩草莓和葡萄，管理起来十分费劲，收益却很低，甚至竞争不过周边普通农户，”老樊说，从去年起，他把这两类水果的种植面积分别缩减至十来亩，又引进蟠桃、黑桃等较独特的桃树品种，比较效益一下子得到了提升，“一亩蟠桃的产值有两万元，而草莓约为1万元，葡萄则是8000多元，仅蟠桃收入这一项，就比前两年加起来的收入还要高！”
如今，老樊遵循“小而美”的原则，和老伴共同经营着近百亩家庭农场，农忙时再雇3到5名帮工。而郑荣希则开辟了另一种方向——除了自家经营的110亩土地外，他又在庄市街道流转了2000多亩土地，组建起农民专业合作社，从全国各地招来100多位农户，按照一对夫妻8到10亩地的规模分配，把家庭农场的思路融入到合作社的经营中来。
来自安徽的吴计前、张忠芹夫妻，悉心种植西瓜、甜瓜；来自山东的曹师亮，则精心培育着新的黄瓜品种……在郑荣希的合作社里，一个个小型家庭农场串联起闲散土地，通过推广多样化品种、统一无害化种植方式，创造了平均亩产2万余元的高效益。
“在农业种植、养殖领域采取家庭经营方式是世界农业的普遍经验，是由农业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特性所决定的。”徐建群说，不同于流水线上的、可量化的工业化生产，农业的劳动成果一般受劳动效率、土壤肥力、天气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业劳动力贡献难以衡量、劳动力监督成本很高，只有利益高度一致的家庭成员之间可以不计较个人劳动贡献、不须像模像样的劳动监督。
统计显示，到2016年底，全省经工商登记注册的家庭农场29172家，比2015年底增加23%，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渐趋合理。同时，平均每个家庭农场劳动力数量4个，劳动力结构也更趋于家庭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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