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看这些学校的建校时间，大约都是在清末，也有的在民初，到今天都有百年左右的历史了，所以这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在推动着中国的现代教育破土而出，这是一种时代的潮流

1，

夏至未至，芒种已至。芒种是既要种又要收的时节，一方面是又到了高考、中考季，一方面是又到了毕业生把帽子扔向天空的时候，同时又迎来一些高校的校庆季，在今天百年已经不算稀奇了，因为“百年名校”实在是一个蛮好的品牌。在杭州有点历史的校园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少我们认得出来的文化和教育界名人，既在A校“站岗”，又在B校“放哨”，同时又出现在C校的名人园中，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有的前辈就是这些学校的创始人，有的是在这些学校的创始之初就在那里任教了，所以一个人同时出现在几座校园里也属正常，比如说我们的鲁迅先生，他的雕塑既在杭高校园里出现，也在杭师大校园里矗立，同时，在厦门大学里也有，这都是我亲眼看到过的，至于说广州中山大学里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有时雕塑也有可能是批量生产，看上去是同一个人那倒还是对的，最多是风格上单一了一些。

话说浙江大学去年是120周年校庆，杭高明年是120周年，杭师大说今年也已经110周年了，中国美院则刚过了90岁生日。我不是相关校史方面的专家，但我对这些学校的来龙去脉颇有兴趣。前些年我去西湖孤山，看到林社门口的塑像便错误地将之当作了咏梅高手林和靖，经人点拨我才知道那塑像是林启先生的。林先生的事迹我还是略知一二的，因为杭州的几所有名气的学校，说起来都与他有关，所以不管是经过多少年，回头看看来时的路，还是蛮有意思的。

2，

1839年生于福建侯官的林启，本来跟浙江和杭州没有半点关系，但姓林的福建人有时也偏要跟杭州发生点关系，比如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再比如他的侯官老乡、那个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林则徐在做杭嘉湖道台的时候，曾经到杭州来视察教育，具体是看了敷文、崇文和紫阳三所书院，且亲书“是夫君子，诚之为贵；夫惟大雅，卓尔不群”的楹帖相赠，这个话在今天仍是极好的校训。前辈如此关心教育，林启自然视作榜样，尤其是林则徐在浙江沿海督防之时提出的“苛利国家生死从，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肺腑之言，不仅影响了林启，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有抱负的中国官员。虽然前辈多以悲剧告终，但心中理想从未泯灭，尤其是甲午海战的惨败，让有识之士重新思考中国如何强大起来的问题。

历史不可假设，但还应允许想象，想象一个叫林启的福建人，如果当年不乱提意见，特别是向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权贵提意见，那他可能不会翻山越岭到浙江衢州来做官。衢州之衢，本有三省通衢之意，实际上在一百多年前是闭塞偏僻之地，可是林启在那里自己给自己证明是个好官，他在那里做了几件大事，一是整顿谷仓，备战备荒；二是劝人种桑植棉，还身先士卒，自己先捐出积蓄1000元助购桑苗，还发动妻子和儿媳养蚕示范；三是整顿当地的书院，规定学生可以住院读书，同时还设义塾12所，供贫寒学子读书……正因为他在衢州口碑甚佳，于是两年之后又调到杭州任知府。林启在杭州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是个好官。他在杭州甚至允许百姓可以拦官轿告状，还亲自接见平民来访，并且消除私设的“苛捐杂税”，同时还将相关禁令刻在石碑上。所以杭州士民称赞他，“先生治杭得其政，养士得其教，匹夫匹妇得其利。”还称他“守杭五年，政平人和”，说得多好啊，“政平人和”，这其实是为官的最高境界了。

但是林启最大的贡献，还不只是这一些，他最大的贡献是做了教育部长的事情，因为他在杭州办了三所学校，一所是求是书院，后改名为浙江大学堂，这就是浙江大学的前身；二是办了蚕学馆，即后来的蚕桑学校，办在西湖边的金沙港村，《申报》的史量才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林启在衢州为官时就极力推动蚕桑事业，他觉得要教人以养蚕，莫如办培训班，所以这所蚕学馆就是浙江丝绸工学院（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还有一所就是养正书塾，这是杭州第四中学的前身，也是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之一。所以概括起来看，林启为杭州，也为浙江办了三所不同类型的现代学校，求是书院是开了杭州高等教育之先河，蚕学馆等于是职业技术学校的发端，而养正书塾就已经具有了现代中学的雏形，就凭办这三所学校，林启就应该大书特书。

3，

求是书院办在杭州的蒲场巷，即今天大学路浙江图书馆旧址。当时那个地方有个寺庙叫普慈寺，但寺庙的住持不守清规，就被驱逐了出去，连寺庙都被官府没收了。我曾经查过这个住持到底犯了什么罪，但也都是语焉不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寺庙就拿来当作办求是书院的场所了，所以那个地方叫“老浙大”是有道理的。当时作为知府的林启实际上还没这么大的权力，是浙江巡抚廖寿丰赋予了他权力，任命他为书院的总办。而“求是”二字从语义上看跟今天也没有多少变化，但它的全称实际上是叫“求是中西书院”，这才是区别于其他书院，因为当时传统的书院早就有了，而教会办的也已经有了育英书院，而求是等于是要走中西并重的路子。林启认为：“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材，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 这既阐明了求是二字的来由，也指明了书院的办学方针。当时书院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史地、博物、音乐、英语、日语等现代课程，购置了教学仪器和图书。林启还聘请外国人为正教习，教授各种西学，华人为副教习，一授西文，一授算学。学生的来源是由地方绅士保送20岁以内举贡生监，经总办考取复试接见询问，选择行为笃实、文理优长，平时究心时务而无嗜好习气的。当时的学制是五年制，且要求学生要泛览经史及中外报纸，勤者奖，惰者罚，不能教育的除名。另外，书院还另选翻译3人，译述各种有用之书。

林启当时亲任总办，虽是兼任，但事必躬亲，特别是命题阅卷这样的大事，他都亲力亲为，第一届招生的考试，章太炎曾经考取第一名（后未就读），可以试想这些生源的素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时该院已请美国人王令赓教化学与英文。这个王令赓是个有名的传教士，曾在杭州创办育英书院，所以可以说用尽了杭州的最好师资。1898年，书院就派了诸暨人何燮侯等四名学生赴日留学。现在可以这么说，何燮侯是第一批赴日留学者，他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而且他刚好由京师大学堂跨越到北京大学，1914年辞职，由另一个浙江人胡仁源接任，然后才是蔡元培和蒋梦麟，可以说浙江人连任了北大的校长，浙江人办高等教育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求是书院在1902年改为浙江大学堂，1927年改为中山大学第三大学，当时实行的是大学管中小学的制度，第二年遂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

1899年，林启还在杭州直大方伯创办了养正书塾，名字听起来是比较传统的，但实际上是一所新式的中等学校，之所以取名书塾，还是当时朝廷中有人抵制新式教育，所以只能旧瓶卖新酒。林启的新酒有哪些呢，除了国文、小学（《说文解字》）、经学、修身、算术、历史、地理（主要讲《水经注》）外，后来又新添了物理、体操、英文、音乐等。1901年11月，养正书塾改名为杭州府中学堂，辛亥革命后，一般带“堂”的都直接改为“学”或“校”。也正是在林启办学新风的引领下，那几年杭州的民间办学颇有成效。1902年在杭州诞生了第一所私立中学——安定学堂，不久之后宗文义塾又改为宗文中学，同时教会学校也在杭州兴起。

而林启的办蚕学馆，更是前无古人。此馆为“各省开风气之先，为国家裕无穷之帑”，此馆他也兼总教习，且聘请曾经留法学习筛种的江生金为总教习，请日本和德国专家任教习，设置的课程有理化、动植物、蚕体生理、病理、解剖、气候、土壤、饲育、植桑、缫丝、采种等。一开始招来的以秀才为主，前三届的毕业生中籍贯遍布全国十八个省，可见这就像播种机一样，对发展蚕桑事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4，

遗憾的是，林启在1900年就离开了人世。如果再给他三到五年时间，或许这些学校会发展得更好，所以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林启没有到杭州来做知府，那杭州乃至浙江的现代教育会推迟五到十年乃至更后吗？

我的回答是：不！如果历史没有选择林启，那也一定会选择张启或李启，即现代教育和现代文明的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住的，是终究要在那个时代到来的。

如何证明我的观点呢？你只要看看近来国内一些高校的校庆纪念日。比如，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清华大学是1911年，复旦大学是1905年，南开大学是1904年。

仔细看这些学校的建校时间，大约都是在清末，也有的在民初，到今天都有百年左右的历史了，所以这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在推动着中国的现代教育破土而出，这是一种时代的潮流，不是个人可以左右的，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林启的功绩，而恰恰是在肯定林启。林启为官一任，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清末那批官员中头脑极为清醒的人，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特别是到了后期，朝廷已有打压学校之势，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还要办起养正书塾，之所以取书塾之名，就是为了转移当权者的视线，以为还是老一套的学堂，其实老司机开的已经是新的跑车了，这是林启最为了不起的地方。是的，做个清官廉官也很了不起，包括减租赈民，但是能开启民智，教育救国，这才是最大的了不起，因为他知道，他的谏言朝廷是不会听的，以前不会听，现在不会听，将来也可能不会听，不仅不会听，还会打击报复，那怎么证明自己？怎么证明中国是可以强大起来的？那只有办教育，只有教化于民。

但是教育又是不能一口气吃成一个胖子的，我们今天动不动讲百年校庆，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找点底气，实际上三四十年、四五十年，认认真真办学，一年一年地办，一届一届地办，那终是会有成就出来的，只是我们现在太性急了，总想新桃换旧符，总想学区房里淘金子，殊不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回头看看来时的路，我们新写的不过也是一首首旧歌而已，旧歌有什么不好呢，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 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