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遗址勘探现场。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貌。 李忠 摄
杭州日报(驻余杭记者 费云江 白赟)
1936年,余杭良渚镇人施昕更在棋盘坟一个干涸的池塘里发现了黑色有光的陶片,拉开了良渚遗址考古研究的历史大幕。一个曾经盛极一时而又影响久远的古文明中心,出现在世人面前。
历史向前推进5000年,良渚人在此繁衍生息,耕耘制玉,创造出了影响大半个中国的“良渚文化”。良渚,由此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从2008年建设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提上议事日程,到2009年形成大遗址保护的“良渚共识”并成立遗址公园,2010年列入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再到2011年遗址公园正式揭牌,良渚遗址保护跨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
围绕着“良渚遗址”,一任接一任党委政府倾力守护,一手拂去良渚沉睡千年的浮尘,一手擦亮良渚文明演进的历史印记;一代又一代人倾注心血,在“发展权利”与“保护义务”中寻找平衡点,让“良渚”再活五千年。
2011年3月,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揭牌。
拂去尘埃
日益清晰的史前文化
上世纪30年代,良渚文化大量的遗址被发现,特别是从1986年起,良渚的“反山遗址”、“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和“莫角山遗址”相继被发现,良渚遗址发掘工作迎来重大转折。
当时,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遗址区西北部清理出了王陵级别的墓葬11座,出土了包括“琮王”、“钺王”等在内的各类器物1200余件(组),其中玉器占了90%以上,实属罕见。在出土的玉器上,考古学家还发现了良渚文化统一的社会信仰——“神人兽面纹”。
2007年,考古学家们在莫角山周边发现了一座远古时期的王城遗址,可谓是石破天惊,是目前已知同时期中国最大的城址之一。这座堪称为“中华第一城”的古城,将杭州的建城史一下提前了近3000年。
2009年至2012年,考古学家又在外围发现了面积达6.3平方公里的外郭城,并证实良渚古城有宫城、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这与中国后来的都城营造格局极为相似。
到2015年,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由11条水坝坝体组成的、受益区达100平方公里的外围水利系统。它具有防洪、运输和灌溉等综合功能,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如今,在良渚、瓶窑40余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遗址点数量近300处,这是良渚文化分布最为集中,文化规格和价值最高的地区。
迎难而上
遗址保护的积极探索
大面积的遗址文物保护是世界性难题,尤其对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良渚遗址来说,要使大遗址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受破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考古遗址,良渚遗址的保护一直备受关注和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03年赴良渚遗址调研,亲自协调解决遗址保护中的实际问题,并强调:“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
各级党委政府也纷纷拿出行动:国务院把良渚遗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三次把良渚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浙江省委、省政府把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载入《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设立高规格的保护机构“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杭州市制定专门的地方性保护法规——《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
“政府明确表态,大遗址内‘只做减法,不做加法’。今后对新报建设项目一律不予审批,对已批未建项目要做好说服清退工作,现存建筑物只减不增,严加控制。”相关人员坦言,这种“不建房、不招商”的方式的确能有效保护遗址,但也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百姓生产生活。
那几年里,余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每会必提的内容中,一定会有关于良渚遗址的:
良渚遗址保护区涉及瓶窑、良渚两镇11个行政村,农户1万余户,人口约3.6万。这么大范围内土地如果全部不得开垦,农民怎么办?
20世纪90年代,遗址区内有30余家矿石厂、企事业单位170余家,长年炮声隆隆,噪声、粉尘污染让遗址区满目疮痍,可一旦关停,经济怎么办?
104国道横贯遗址区,繁忙的车流对莫角山中心遗址形成较大的综合污染,全力整改,交通怎么办?
余杭开始寻找可以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遗址保护这一矛盾的办法。
为此,余杭组建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形成了“一核多堡”的组织框架体系,探索建立长效有力的管理体制和保护体系,让已经被“管起来”的良渚遗址能“管得更合理”,最大可能地取得遗址保护区内民众对保护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参与。
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外出考察学习,余杭在希腊文物的保护经验中受到了启发。希腊的文保人士认为,历史文化遗产发现了就必须要保护好,要保护好必须要让当地的老百姓享受到保护的红利,还要让全人类享受到,因为这是人类共同的遗产。
事实上,这个观点在良渚遗址保护上同样适用——让老百姓既是遗址的保护者,又是保护利益的享受者,余杭找到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良渚遗址与原住居民和谐发展之路。而建设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是这条发展之路的破题之举。